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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猛的 新冠肺炎 ,好疼的金圣叹

好猛的 新冠肺炎 ,好疼的金圣叹

好猛的 新冠肺炎 ,好疼的金圣叹 不过,在明末清初的士林,这位苏州才子,却是风头无两。明末,金圣叹便因批评六才子书名扬儒林,也开后世小说文学批评的先河。 这位奇才、怪才

好猛的 新冠肺炎 ,好疼的金圣叹

不过,在明末清初的士林,这位苏州才子,却是风头无两。明末,金圣叹便因批评六才子书名扬儒林,也开后世小说文学批评的先河。

这位奇才、怪才,一生都在不走寻常路。

金圣叹的职业生涯堪称千古无二。没有人会想到,才子金圣叹早年干的是跳大神的宗教事业。扶乩(ji),贯穿了金圣叹的青年期,尤其在1635到1637年最为活跃。扶乩是什么?简单讲就是神灵附体,通灵。作为大明王朝通灵之战江南赛区的冠军,金圣叹为许多文化名流叫过神,包括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六位数出场费不在话下。

在宗教事业上大放异彩的同时,金圣叹也在仕途上屡创新奇。玩弄科举者,金圣叹算一个。一次乡试题目,选了《孟子·公孙丑上》的典故——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金圣叹便在文末添上: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曰:动、动、动、动……写了39个动字。言下之意,夫子四十不动心,那么前三十九年,肯定是动的。满清入关后,金圣叹改名金人瑞去参考,拔得头筹,却又“十动然拒”了顺治政府出仕的邀请。

玩弄科场不算完,金圣叹也视金钱如粪土。早年的通灵事业和殷实的家底,使得金圣叹提早实现了经济自由,但他仍能以高超的花钱本领,千金散尽,实现家道中落。叶绍袁给的万资天使投资,被他10天散尽;以消费抨击消费主义,金圣叹也是走在前列的。

金圣叹风靡明末清初饭圈的,还有他的生活八卦。在他所列的33项人生快事中,充满了快手老八一般的恶趣味——

如:若许为比,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割头发。不亦快哉!

再如: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

再如: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再如: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可以看出,放在今天,以“作”为本色的金圣叹,一定是沙雕区的百万UP主。不过,“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真香定律,在三百多年前的清初也适用。

就在顺治驾崩的1661年——金圣叹所在地吴县县令任维初,逼迫百姓缴纳苛捐杂税,自己却投机倒把,倒卖仓米,中饱私囊。

赋税问题,一直江南人民的三座大山。明景泰二年,苏州税达七百九十万石。入清后,税额仍从明制,故重负依旧,拖欠亦依旧。据称江南一带五年间拖欠钱粮达到四百余万两。不仅如此,贪官污吏还要层层加码,抚军税、胥役……就连正常的漕运,每担米都要被漕卒敲榨白银二三钱。对此,金圣叹宝宝早就不爽了,顺治八年他在《下车行》中写道: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

于是,民愤之下,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哭庙案”——在众吴县秀才的吹捧之下,获天子褒奖的金圣叹,成了这次江南士人游行的带头大哥。浩浩荡荡的队伍,坐着船到了南京文庙,以一篇《哭庙文》放声哭诉,也对任维初进行了全方位的指责。

哭庙是吴中故习,也可以理解成明末的游行——士子们每每聚集在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相当于社会监察力量。

这次哭庙,金圣叹还抖了个小机灵:作为顺治钦点的才子,他还在哭庙文中,加入了悼念顺治帝的章句。

巡抚朱国治是任维初的顶头上司,实则也是一路贪官。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政治投机机会。

因为彼时,满清朝堂上,八旗军事贵族势力已压倒顺治帝代表的汉化势力,打压儒教已成为不具文的国策;而弹压前任顺治,也是权臣把持权柄的惯用套路(如赫鲁晓夫)。

儒教+顺治,这两个元素,让寻常的哭庙事件,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金圣叹没有想到,没了衣冠、顶着脏辫的自己,会被昏官扣上这样三顶帽子——倡乱抗税、妖言惑众、惊动圣灵。

哪一顶帽子不是个死 ?

鳌拜等满洲主义权臣“钦点”的满洲大员,从北京赶来“南直隶”主审哭庙案,判决是:以“哭庙”之举触犯了顺治帝之灵位,犯下大不敬之罪为由,“拟不分首从斩决”。

尽管后世均在炒作金圣叹用死亡幽默,颇有一种狂生不畏死的笑傲人生之感,但实际上,据信史记载,金圣叹狱中家书云:“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怪才金圣叹,怎会察觉到政治风气的嬗变?然则,顺治的十四条罪己诏,其实已经昭示了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其后,以鳌拜为首的军事贵族集团,也屡屡搞起小动作。

鳌拜早年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有“满洲第一巴图鲁(勇士)”之称。顺治帝驾崩后,鳌拜成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

四位辅政大臣,均是“满洲征服精英”的出身背景,四大臣在政治主张上秉持满洲至上主义。按照汉学家安熙龙的观点: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诉求是建立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政治秩序,借以纠正顺治帝的“汉化”倾向,是为“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以鳌拜为代表的满洲主义者(以下成为鳌拜集团)主要在三方面动手:

第一,重启圈地。在1666年,清康熙五年,鳌拜集团在京城周边大肆圈地,史称“京畿(ji)圈地”运动。鳌拜集团假借顺治帝的凡事俱太祖太宗例行之旨,将自己所属的镶黄旗与正白旗换地,并占了永平府周围土地及部分汉军八旗土地,折给正白旗。直隶山东河南总督、隶汉军正白旗的朱昌祚和直隶巡抚、隶汉军镶红旗的王登联据实据理,被鳌拜矫诏处死。这期间,共迁移镶黄、正白两旗壮丁六万余人,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晌,迫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衣食无着。而满洲八旗剑指汉军八旗,也在八旗集团内部,引发了分裂。

第二,打压儒教,或者说“去汉化”。

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去汉化。辅政之初,鳌拜集团就颁布谕令,裁撤顺治仿照明朝设置的宦官十三衙门,处决最受顺治宠信的宦官吴良辅。四大臣调整了内务府和理藩院的人员构成,将宦官替换为满洲人和受到信任的汉人包衣(“家奴”入旗籍,如曹雪芹祖曹寅)。

更诛心的是,鳌拜集团还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八股文,缩减进士的名额,从整体上控制汉人精英在朝廷中的数量,从而建立由满洲人主导的高效官僚组织系统。顺治生前重用的汉族官僚,也遭到鳌拜集团打击,备受重用的孙廷铨,调任秘书院大学士的虚职,次年则直接解职回家,时年不过五十岁出头。

儒教,作为汉文化最核心的元素,也开始被压制。尽管官方并没有出台具文的废除儒教的政策,但鳌拜集团,始终在以各方政治力量,打压儒教。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哭庙案也从一件群众游行,被定调为:汉人反叛。

正如前面所述,哭庙案连上了顺治和儒教,主体又是汉族士人,新晋掌权的鳌拜集团,需要否定顺治,需要打压儒教和汉人,也急于宣示权利。金圣叹,就这样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与200多年后,余杭士子杨乃武和小妾小白菜,成为慈禧打压湘军政治力量的棋子的戏码,如出一辙。

政治里,没有正义。

金圣叹在死前,留下了许多轶事。如,他神秘兮兮要将绝学传给狱卒,写将下来却是:“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核桃滋味。次法一传,吾无遗恨矣”

更为人所知的是,法场之上,他给自己两个儿子莲儿、梨儿,留下的那副绝对。 “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莲”与“怜”同音,“梨”与“离”同音,永别之悲,让人动容。

而这之后,刽子手手起刀落,人头滚落时,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一张里写着一个字“好”,另一张写了“疼”。

这便是好疼的金圣叹,留给人间最后的遗言。不过,金圣叹并非脸谱化的放狂,人的至痛至悲,与无所谓,不会同时存在。他对死亡的戏谑,恰是对人生最大的留恋。

金圣叹被枭首后,莲儿、梨儿均随家人发配满洲。苏州人金圣叹,因满洲主义而死,死后,后人又成了满洲人。

批书著述的金大才子,好似用这一生,批注了清初意识形态的反复。这不过,批注这篇“文章”的代价,是生命。

康熙亲政之后,鳌拜集团的政治主张,彻底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中,而满清统治者,也在汉化的路上,再未回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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