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始末

中山舰事件始末

馬文军

国民革命軍开始北伐的前一年,1925年8月进行第二欢东征时,我在东征軍总合部担任秘书长兼軍法处长;同年年底,二次东征結東,所有高級宮佐大多調至卫成总司令部,我則由蔣介石来拟电稿致国民政府,推荐为潮海关监督汕头交涉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常来往于油穗之间。此时,蔣介石担任黄埔軍校校长,任卫戍总司令等职。他利用亲信爪牙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种种阴謀活动。茲就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追述如下。

一、东征结東后广东政局概况

东征軍打垮了陈炯明,統一了广东,蔣介石的嫡系部队逐漸壮大起来,他的政治野心也就从此更大。因此,当时在軍政領导方面就存在着以下矛盾:(一)蒋介石同汪精卫之間爭权利的矛盾；(二)蔣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之間的矛盾。

孙中山先生在时,蔣介石与汪精卫因工作关系彼此常接触,有着一定的交誼。蒋、汪都是政治野心家,为了互相利用,結成換帖兄弟。蔣称江为“季见”,汪称蔣为“介弟”。

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委会主席,同时兼軍事委会主席,蔣虽在表面上辅佐,但在骨子里則是别在用心。但是汪精卫善于拉拢元老派,一面又假惺惧地拥护联俄、联共、抉助农工三大政策,故在当时有一定政治声誉。此时汪就想大权独攪,特別是在人事任用方面,几乎一手包办,不会征求蔣的意見。于是,蒋介石为了同汪对抗,就在黄埔軍校組成了一个所谓“孙文主义学会”,其中主要成員有数育长王柏龄,学生邓文仪、贺衷寒、縁斌等。后来,所有蔣的亲信,如陈诚、欧阳格,徐桴、陈策、吳铁城等都成为該会的重要分子。

当蔽会成立之初,王、陈、吳等虽也請汪精卫去讲讲話,但背后经常造謠,挑拨离間,企图造成政局不安,并且支持蒋介石反俄、反共,其中最张毒的是王柏龄。当年的蔣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一則恐惧,二則怀恨。因为蔣自认为“唯一軍事家”,深知“有了軍权就有了一切”。他在軍事上植勢之后,就一意孤行,要想实施独裁制度,压制民主,在一切措施上,一貫矇蔽和欺群众。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高,他很害怕共产党員会在車队里深得人心,由猜忌而恐惧而怀惧。所以在东征結東后,千方百計寻找机会,企图把黃埔軍校和国民革軍中的共产党員排挤出去,特別是在原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軍第一軍方面,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二、蒋介石阴谋制造“事变”

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蔣介石蓄意兴风作浪,企图反俄、反共;同时打击汪精卫,使他应付困难;以利于排除异己,夺取领导地位。有名的中山舰“政交”事件,于是发生。“政变”的制造者,其实就是蔣介石;参加策划的則有孙文主义学会的骨于分子王柏險、陈肇英、欧阳格、吳铁城、陈策、繆斌等。陈肇英地是蔣介石的換帖兄弟,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誼很深,是当时蔣的心腹人物之一。他职充虎門要塞司合,手下拥有几艘兵舰,时常常假借职权,利用兵舰大走私生意,获利甚多。当时有李之龙者,系海軍局局长,品质超凡,作风正派。他发現陈肇英以兵舰走私一事之后,深为憤慨,就向汪精卫报告,经汪批准,由李出动海軍制止,管经将其入貨一并扣留在海軍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結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当蒋介石蓄意制造混乱局,企图乘乱屠杀共产党員,同时逼走汪精卫的时候,陈肇英为了陷害李之龙,就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慫恿,推波助澜。大約是在蔣、陈和孙文主义学会骨于分子通过密室策划后,隔不了几天,在3月17日早晨,从軍校发出了惊人的謠言,說是“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謀策动海軍局武装政变”。諸传散布,引起人心不安,喊得最为热烈的是王柏龄,他是黃埔軍校的数育长兼第一軍第二师师长。

三、“事变”的经过

3月17日黎明,蔣介石突然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州东堤八旗会館一卫成总司命部(原东征軍总部)。先一天,我刚从头回到广州,宿在部秘书长厉間里。他进人办公室同我碰面,我见他这次沒有带便衣卫队。正在猜想时,他先問我“你有沒有听到特别情况?”

我答:“沒有。”問他:“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說,“中山舰开到黄埔,有阴謀。”

我說:“我沒听到,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

他說:“不需要,我要回家看看。”說着,就坐汽车回公館去了。

3月18、19两天,我都在卫戍总部体息,未會出外。19日深夜时分,我已就寝,忽然由经理处派来了汽車水接我,要我馬上去经理处見蔣校长。经理处在广州火車站附近,我到达时,看到刘峙和蒋鼎文、惠东界两个团长都在;还有陈肇英、徐杼、欧阳格等亦在座。蔣对我的說話很簡单,只說:“今晚要戒严,卫成总司令部的印信在哪里?”其时,卫戍总部因东征軍总部成立后,大部分人員都已調开,仅留参諜长李章达及少数职員。

我去油头五、六个月才回来,情况亦已有些隔膜。我随口回答:“印信已不归我管,总在卫戌总部吧。”他要我立即找来。于是我又回卫戍总部,喚醒有关职員,拿印信交由蔣的侍从书記吳家旐途到经理处去。正在此时,卫戍总部参謀长李达来电話詢間“今晚为什么要戒严?”我回答不知。李又說;“請你問問校长。”于是我又到了经理处,打听戒严原因。据欧阳格說:“共产党阴謀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到黄埔,劫去蔣校长,往海参崴轉送莫斯科,該舰已于昨日泊黄捕水面,事态十分严重。刘峙和两个团长是前来接受命合部署軍事行动的。”

戒严是在深夜12时开始的。其时蒋介石就在经理处亲作严密布置:他以卫戌总司合的职权,調动了較多的武装部队,而主要的兵力却放在包围苏联访問团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工委員会”,派惠东昇負責,以惠的全团兵力再加上广州公安局的武装警察,执行这一任务;行动时个个枪膛实弹,枪头上了刺刀,准备廝杀。派公安局长吳铁城率領一部分武装警察,执行包围汪精卫住宅的任务,名义上称为“保护”。派蔣鼎文率部占领海軍局,解除該局的武装力量。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部逮捕海軍局长李之龙,并指定欧阳格負责劫夺中山舰任务,并代該舰舰长。蔣介石又亲自以也話命令第一軍紧信的各师、团长,吸他們将各該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刘峙率部配合这一行动。蔣布置完毕,又匆忙地接見了演軍将領朱培德,密談了約半小时,内容不詳。朱辞出,已是后夜2点多钟了。蔣即从经理处潜往造币厂(恵田团部所在地)隐匿。因为該处地段較为靜僻,当时知道他所在的只有我和经理处处长徐桴。蔣走时,我仍回卫戍总部坐守:听到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話給他。

戒严一直持续到3月20日上午。那时我在卫戍总司令部,深知此事沒有如此严重的必要,并且这次“戒严”又沒有通过国民政府。因此我想去看看汪精卫,但是汪宅已在“保护的名义下受了包围,不便前往。而想起譚廷素比較为蔣所拿重,因此我就到了譚宅(20日上午7时許)。譚问起“戒严”之事,他认为事态搞得太严重了,应該及时挽回;并且表示很想和蔣介石談一談,問我蔣校长現在何处。我不便即时据实告知,只說待我去联系一下即来回話。于是我又回到卫总司令部,与蔣通电話,告以谭的意見,蔣表示願意和他談談。我又立刻赶去譚宅,和譚同至蔣处。蔣在接見譚时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允即下令通知解严。此时,將的亲信繆斌进来向將报告;“所有第一軍的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員已予一律扣押。”蒋在当时不作表示。譚和繆斌走后不久,东昇的部队刚开到,就有何香凝及周恩求相继而至。周等坐候多时,蔣始而接談。这时,惠东昇在大門口把守,将周的汽車上卫兵的枪械去。惠对我說:“看他进得来,就出不去。”我說“未奉令而撇枪,是违反軍紀。你把事情看錯了。”接惠东昇得知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就将枪枝发还。何、周二位和蔣所談内容,我不清楚。在当日下午,許多被扣的共产党員就恢复了自由,情形开始好轉。蒋介石对我說:“中山舰是受海軍局命令开进黄埔的,“事变”的責任主要在李之龙身上,現已将李扣押在经理处,交給你去审。”蔣因我当过东征軍的軍法处长,所以要我做帮。

海軍局局长李之龙是在3月19日后夜被陈檗英等率兵逮捕的。李新婚不久,在梦中被拖走,上身只一件衬衣,下身只穿条短褲,双手反綁,限睛蒙起,嘴巴塞住,像架“肉票”那样把他弄到经理处。我向经理处处长徐桴等出示蔣的手令之后,开庭提审问。李之龙速称冤枉。对所謂“通同共产党劫持蔣介石之事”坚不承认,同时一再说明:“中山舰开进黄埔,是由于黃埔軍校駐省办事处主任朱一鸿,亲自来海軍局向我传达蔣校长的口头命令,說該校念需使用中山,着速开往黄埔停泊候調,这是17日下午的事。乃于18日早晨,命令該舰駛去黄埔候差。”等語。除此之外,再也审不出其他口供。当晚,我向蔣介石报告审問情况。蔣对我的报告很不滿意,气憤地說“那么你去将朱一鸿逮捕起来吧!”我看他的脸色不对,只得随风轉鴕,轻轻地回答“如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也不大好。”蔣的表情沒有什么反映,也不再提起逮捕朱一鸿之事。他沉默了一会,又說:“你一个人审问不了,加派第二軍軍法处长戴貞赞会审。

第二天我和戴貞赞在经理处碰头,他主张用刑訊,我堅决反对,結果沒有动刑。我用书面向蔣介石建议:“李案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調查,拟先谁保释。”蔣介石的批示是“暫行看管,再偵查。”此案就是这样擱起。李之龙被移押何处,我不知道,直到7月才把他释放出来。

四、“事变”的结局

经此事件之后,汪精卫经常称病不親事,各方面他对蒋介石有不好的評論。蔣在这时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进行北伐;并且顾虑包围苏联顾問团住宅一事,会引起苏联的反抗,会影响苏联对軍事上的援助。因此,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見汪精卫,承认錯誤,并請轉苏联顾問鮑罗廷解释,因为当时汪和鮑比較亲近。但蔣对事件的責征则又全部推在李之龙和共他部属的身上,表示要“严加处分”。

同年4月9日,蔣介石致汪精卫信上說,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他在职未获批示的期间,軍紀废弛,整頓无方,致发不可收拾;其次是“我兄(汪)于3月初集孙文主义学会会員讲话时,有(中国革命不成,又欲杀共产党乎)之語,以致引起共产党与各軍宫的恶感,迫使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举.”云云。从这里可以看出,蔣是如何来掩飾自己的阴謀詭計而把責低推到部属身上了。接着,他对“中山舰事件”作田了所謂“处分”。实际上是李之龙下狱,而对于他自己的亲信人员则无非是一出“苦肉计”而已。当将王柏解除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职务,陈肇英免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均着即离开广州。欧阳格也被免去暂代中山舰舰长,吴铁免去新绵第十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均送往虎门炮台“软禁”。

蒋介石作出“处理”時,曾召我到他“公馆”中,就叫我坐在他的办公桌上起稿子。当时我觉得吴铁城等罪责不清,向蒋请示。蒋答:“就用图谋不轨的罪名吧!”蒋介石所一手制造的风波一一中山舰“政变”事件,至此告一结朿。

自此而后,汪精卫眼看蒋介石的声势逐步咄咄逼人,他因为不甘心做傀儡主席,就在同年4月中旬弃职出国。汪精卫走后,蒋即支持谭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会主席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任;蒋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谭是好好先生,他兼任第二军军长,要受军事委员会节制;而蒋对于张,根本无所顾忌。事实上他们都是傯儡。党、政、军大权从此就为蒋介石所控。而在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后,第一军就成为他的清一色嫡系部队了。

当汪走了之后,蒋介石曾经叫我将政局变化情况,用密电通知徐桴和陈肇英等。因此,我对“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就更为明了。蒋既大权在,就处心积虑地为实现其独裁的政治野心而积极创造条件。及至北伐取得胜利,他就悍然背叛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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