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温铁军？
最近比较密集地看了温教授的视频和书籍，这个问题可以谈一谈。
首先，温教授确实不“火”，但他在三农领域的政策影响力是直通最高层的，也就是说，他的实际影响力十分巨大，很多投资发展乡村行动背后的逻辑，都或多或少受到温教授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改变的是中国数亿人的生活。
温教授的身份和定位，以及他研究落地的方向，就注定了他很难在大众主流圈内大红大紫。
当前的主流语境仍在城市。即便现在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也主要是希望从他深入浅出的历史和经济分析，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答案，而不是真正地关注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
若引用温教授的话来评价这种现象：客观事实就是如此，无关好坏对错，也无关意识形态。看看他本人的解读吧（视频名《全球金融化危机与客观演变规律》）。
温教授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度城市化和过度的农业规模化，同时长期身体力行地在各地开展乡村建设社会实践，去各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和社会调研。（两个例子：1985年历时四个月，骑摩托车沿着黄河走了一趟；1991年，绕地球一圈，包括备着背包走了刚刚遭遇解体和社会动荡的七个苏东国家）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用脚做学问”。
另外，温教授的定位在过去30年（特别是在他极力奔走实践的壮年时期）略显尴尬，主要在于：
具备理解他知识能力的人，本就是少数，其中能落地地去建设乡村的更少；乡村真正的建设者和民众，其文化程度未必能完全跟得上温老的节奏，即使跟得上，在话语权上也属于“非主流”的弱势群体。
但是，上述都只是温教授不“火”的表层原因。因为研究三农，所以就不火？这种关联未免过于简单，温教授对历史和经济的表述和理解，放在哪都能收获无数簇拥。
多年的游历观察，让他深感那些发展中国家，陷入西方勾勒的政治经济迷梦中难以自拔，不断被收割。眼下，中国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已经基本实现，乡土社会在近百年中表现出了缓冲危机的巨大优势，这些都让他看到了，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经济政治发展道路的可能。
别看温教授给学生做讲座的时候经常笑眯眯的，他对诸多问题的批判其实都十分锐气。那么试问：这样有自洽理论、有实践落地能力、有政治高层和学术影响力、还性情刚烈的人，在达成其目的的过程中，有可能不触及别人的蛋糕吗？在温教授“不火”表象的背后，实则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矛盾和利益群体间斗争，此处暂且不表。
笑眯眯地说这段话前，是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
综上，温教授很难在大众层面“火”起来。
另一方面，温教授正在“火”起来。从这张百度指数的图示来看（2011.7-2020.5），温铁军教授在2019年下旬进入明显的指数上升期，被大众尤其是年轻人所了解，应该是他的视频出现在B站之后。即便如此，2000量级的搜索指数仍谈不上多高。
温教授逐步火起来的原因，除了他个人标准好听的普通话（很多老一辈学者的普通话并不标准，这是很强的宣传优势）、慈善的爷爷辈形象、丰富的学识、工农兵+知识分子的阅历、学贯中西的教育背景以及踏实的作风这些个人因素外。舆论战相关力量对内统战的助力也是重要的外在因素，比如更火的陈平教授，还有一直很牛但也只是在升温的林毅夫教授，也是差不多的时间段“火”起来的。
面对当前国外十分恶劣的舆论环境，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国内一些优质深度思想，也算是国家对于未来的一次精神投资了。加上中国人素来有“隔代亲”的传统，相比于父辈的话，爷爷辈和祖辈的话，年轻人往往更听得进去，这些慈善亲切又具备卓绝科学素养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对年轻人的宣传上具备天然的优势。
事实上，取得的效果也是喜人的，随着年轻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加之宣传的助力，他的声音正在被更多的人听到。
至于价值如何？是不是所谓“洗脑”和舆论控制？年轻一辈都不是傻子，我们这一辈人所接触到的知识和图景，已经在让我们逐步成长为更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们不否认自身还需学习和进步，我们也从不否认我们国家的那些“不完美”，但对比YouTube上的那些反华媒体的无耻抹黑言论，作为国家发展的亲历者，听自家的优秀学者向我们解释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下的错误，奋发有为，我相信大家终究能得出自己的答案。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视频和书学习温教授的理论，因为视频间或者视频与书之间的很多内容是趋同的，不一定要一个个地看。所以这篇回答我梳理了一些温教授的核心优质资料，帮助大家节约一些筛选成本。
先说结论：从学习效率上来说，看视频的效率是要大于看书的。
或者说建议先看视频再看书。幸运的是，温教授有比较多的讲座视频能搜到，且他视频的内容观点与逻辑长期一致、自洽，所以你可以从多个讲座中的不同表述中，反复地学习理解他的研究思路和观点。
视频上哪看？B站上大多数找得到（但建议不从B站上看，即使看也应关掉弹幕，找不到的可以了解一下网盘搜索类似的网站，具体此处不细谈。）
推荐的学习的顺序如下，仅供学习和参考：
1.《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乡土实践中渐进地认识客观世界》+《生态文明与战略调整》-讲座/课程视频
为什么先推荐这两个，是因为它们的主要内容包含了较多温教授思想的元认知，是了解温教授观点学识的基础。
第一个是温教授在刚去西南大学时做的一场讲座，讲的主要内容是自己研究的起点（方法论）和落地点（乡村建设）。视频的前20分钟，他系统阐述了他自己做研究的2个基本方法论要求：
去意识形态化
要把解释逻辑的起点和客观事物本来的起点结合
敢于质疑，不做follower
第一点比较好理解，意识形态具有建立和维护政治正确（话语权）的特性，而一般性研究追求科学客观：提取多元化经验，归纳为范畴，在不同范畴间找到相关，从多种相关中找到本质相关。所以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到理性。
明确的问题意识是温教授一直强调的，而能否提出一个好（客观的）问题，首先就需要去意识形态化。不要用一般的西方价值判断看全球形势，应该把思路打开，把价值观（好坏对错）先放一放。要站得比意识形态更高，超越价值观，这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
第二点稍学术化一点，温教授强调的是构建解释逻辑的起点不能任意选取，无论你要提出一个解释还是接受一个解释，都要去尽量地使其符合客观起点。多从根本性上去质疑一些所谓“约定俗成”的说法，能更好地培养起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历史并不是我们在教材和新闻中看到的那样，某某年出了个什么事，然后我们就发展/衰败了，或者今天哪里打仗了，明天哪里发财了。
他在讲座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听到汉学大会上的外国人说现在中国崛起，要重新进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西方语义下的state）。温就这种西方“政治正确”语境进行了质疑：很多西方国家的建国史并不长，中国早在2000年前的秦朝就完成了文化和民族层面的一次统一，随后一直以一个完整国家存在，到底是谁要“重新进入”。
这里温教授就首先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处理，随后拒绝了对方设定的起点，而反过来提问是否可以把起点放在2000年前？且不说大家对这个的看法如何，但这种对起点的争夺，或许比前一种解释更趋近客观。
如果你接受一个解释，你就应该去考证客观事实的起点是否与这个解释的起点相契合，反过来说，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构一些别有用心人预设的立场解释。
比如美国对中国的疫情防控抹黑言论，我们应该如何反击？参见这个4.30我国在推特上发的视频：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对两个“起点”是否契合的讨论。
中美抗疫对比
讲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史，乡村建设是温铁军教授做经济政治理论研究的落地点。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和当前的国际环境，已经决定了中国无法再通过殖民化去向外转嫁资本周期性危机这条路。他坚信历史中资本运作产生的种种问题，中国可以在乡土社会中找到解决/缓解之道，而世界也能在绿色主义和中国乡村经验中，找到新的发展之路。
引用他在另一个小视频接受采访的话：
我们今天在全球大危机不断爆发的条件下，重启乡村建设，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建设乡村，建设治国吗？吾辈之目的乃在于，建设人类世界。
建设人类世界~
温教授一直强调要有国际视角和历史感，这也是他在各个讲座和书籍中贯穿始终的两大核心。
第二个视频，从主题看温教授是在讲中西方文明史，将西方的掠夺与奴隶文明以及中国乡土的村社理性讲的很明白。他对文明、制度发展的理解，看得出继承了地理气候演变的观点和《枪炮 病菌与钢铁》的观点，由此也演化出他经常谈的“制度派生论”。
但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庚子赔款办学后西方语境下“政治正确”和教育体系的质疑，他认为这让我们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自信，迷信西方制度，也让高校教育体系既无学也无术，沦为跟随者。本质上也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洗礼。内容较为锐气，我此处不贴过多。
解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
2.《中国要如何克服当下的全球化危机？》-讲座视频
这是温铁军教授在B站上播放次数最多的视频，视频录制于2019年下旬在复旦中国研究院的一次讲座。这时候他推出了他们团队对国初（建国之初：1949-1952）危机的研究新作——《再依附》。
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了解温老经济理论和历史解读的提纲。在视频中他全面地梳理了建国之初到近年来数次经济危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在产业资本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的“收割原理”，比较概括性，但逻辑十分流畅，观赏性极佳，相信很多小白也是从这个视频了解到温铁军教授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温教授在他的《八次危机》的扉页上引用了荀子的这段话，他一直在做的，也是将我国发展和世界的经验总结归纳为一般普适性的规律，是为“道”。
从源头上说，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创造了两个异化物：
第一个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人类创造资本，资本将人类异化为可供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
另一个则是韦伯指出的政府：人类创造政府，政府将人类异化为政府治理之下的“公民”，当然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法制体系和公民社会等。
结合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原理：收益和成本是相对应的。温教授提醒我们，等价交换原理从不缺席，当我们看到经济政治活动取得宣称的巨大收益（正外部性）时，我们应该学会质疑，多问一句“代价是什么？”（负外部性）。
比如，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
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负债的比有债权的过得更好。
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第三产业占比越高，贫富差距越大。
上述两个异化物在运作的过程中，不可能因为它们代表所谓的文明进步，就不产生任何成本。相反，维持资本和政府的运作，取得现代化收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极高的代价，这个代价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的。
世界上所有的既得利益阶层，最终都会修筑自己的边墙，而这些代价，也很容易向弱势阶层转嫁。阶层间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即爆发社会冲突；弱势阶层若将矛盾继续转嫁到自然（自然是不会发声的），即爆发生态危机。
关于上述代价的讨论则引出温铁军教授的重要理论成果——
成本转嫁论
西方是通过殖民化完成原始积累，再通过转移内部矛盾（过剩资本，过剩产能）到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历史上的数次危机缓解与收割。
例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主因是由于IT产业在美国膨胀起来，资本开始回流美国炒IT泡沫；而2001年后美国的IT泡沫破裂，资本因其逐利特性外移到了当时基础教育和基础建设较为完善的中国，中国随之迎来一波高增长时期。（在西方语境下，并不会谈自身的周期性危机造成资本外流，而不断地说中国搭了2001年加入WTO迎接全球化的便车。）
温教授指出：当前全球化的主流是金融全球化，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也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是产业和资本流动的必然结果。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
政治强权/军事强权（信用基础/危机转嫁基础）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
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这两种增长也促进各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没有主权的国家也在近20年努力收回主权，如普金后的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开展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竞劣”（即在知乎上盛行的“比烂”论）：利用国家信用背书扩张信用（印钱发债），只要晚点垮掉，就可以去收割那些先垮掉的国家。
以国家为单位的“竞劣”
中国多次转嫁成本的重要经验，早在毛时代的“上山下乡”就属于利用乡村接纳危机情况下的城市失业人口（实属无奈之举）；八十年代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缓和了城市经济硬着陆的损失；九十年代国际局势复杂，也是国内累积代价集中爆发的混乱时期；九十年代末期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通过投资乡村（三农问题、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家电下乡...），发展基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汶川投资、乡村五通建设...），借助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复杂的特点（劣势）和农村这样一个具备稳态结构的经济体系，承接了城市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成本，转危为机进而实现多元发展。相对应的，也产生了相应的生态问题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就进一步引向了科学发展观和今天的生态文明和脱贫攻坚。
乡村稳态结构的基础，是乡土社会具备的村社理性：一种看似落后，但极具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稳态集体生存逻辑（区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关于这一点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顺便看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村社理性
上述的这种依据我国地理人文特性衍生改革制度，还有因为旧的改革产生新的问题，再从新的问题衍生出新的改革思路和政策的过程，就引出温铁军教授的另一个重要基本理论
制度派生论
制度本身是派生的。制度是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派生论”相对的是“决定论”，这既是国内很多人出现问题时指责制度的依据，也是国外很多人用来攻击我们的论点。为什么发展得不好？制度有问题。为什么人民不自由？制度有问题……
甚至一说社区管理混乱，私搭乱建，有人吐痰、有人的狗便便没有及时清理掉被谁不慎踩到了，也是因为国家制度不好！也都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
诸如此类，相信大家听过很多了。
我们看到的很多制度以及问题解决的思路，必然依托于一个复杂的系统化的背景。历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并不是某某领导人，雄韬伟略说我们要搞发展，提出政策后国家就发展了，或者某某领导人的拍脑袋决策失误了，所以我们就衰退了。
真实的情况下，更多的是根据当时面临的危机和基础条件，顶层在做出了深思熟虑实事求是的尝试性改良后，最后逐步走出危机/产生新的问题的过程。我国领导人在近现代和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努力地将“一手烂牌”打好。
这个背景可能是对历史制度的路径依赖（如中国两千年来的中央集权，以此产生的中央-地方的动态平衡状态），可能是地理人文因素（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幅员辽阔但东西南北差异悬殊的地理环境），可能是经济基础（中国建国之初一穷二白，都是小农，资本短缺的状态），更可能是多种背景的叠加符合。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主义、何种制度，政府都会服务于资本，这是政府的正常职能。为什么呢？因为要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资本在哪集中呢？在政府所在的城市集中。
因政府的主导而使资本集中，而资本集中必然会同步发生等量的风险集中，同步等量的风险集中一定会导致危机爆发。于是乎，政府一定会帮助资本把危机代价转嫁出去，这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1]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民主独立的进程中，以部分国家主权（资源、资本等主权）作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给予的，需要高代价维持的政治体制（上层建筑）。致使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危机，需要转嫁代价的时候，本就脆弱的倒金字塔结构无力处理自身的危机。双重重压下始终无法走出发展的困境。
温教授对此的论述是：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地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
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不论坚持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2]
上述的这种亲资本特性，在温教授很推崇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被总结归纳为“依附论”，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依附-去依附-再依附-去依附的循环过程。（注：这也是温教授团队新书《去依附》的由来。）
总而言之，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各种重大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是为维持资本和上层建筑运转，其代价周期性从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转嫁到乡土社会的结果。只不过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
3.《十次危机-经济危机及其应对政策的国际比较》-课程视频
前两个视频一个重在方法论，一个是提纲挈领，在上述两个过程中，其实就应该要密集高强度地进行概念和历史知识扫盲，比如对温铁军经常提到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学概念，这种时候就应该要懂了：“村社理性”、“生产过剩”、“资本增密，排斥劳动”、“产业/金融资本阶段”、经济周期”等。
接着要好好回顾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至少把高中所知的历史知识好好回顾一下，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时间点，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做好了上述准备，就可以上一些“硬菜”了，这时候可以看看温教授在2017年和2019年，在香港未来大学录的系列视频，课程是对温教授于2013年出版的《八次危机》的一次全面解读和再扩充：将国初危机（1949）和2013年后的危机纳入，共计10次危机。
格物才能致知，明白经济基础才能明白上层建筑。
举一个1978-1980的总结，大家感受一下：
有点像历史课，但无疑是不一样的历史课，经济危机是切入点，讲的是中国建国后应对这10次经济危机硬着陆和软着陆的过程。温教授在这个课程中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讲好中国故事，用他的意思来说，这是对西方话语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一次重构。其中总结了成就，也客观揭露了很多问题，这些暂且不表，大家（特别是没有亲身体验的年轻人）可以多看视频。
在温教授的叙事下，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一些伟人在时代面前的果敢与无奈。
比如朝鲜战争，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参与，在意识形态的解读下自然为了抵御外辱打击列强，这些无疑是重要原因，同时可以起到很好的动员和凝聚作用。但在经济层面，当时的领导人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对外战争，加快苏联资本和重工资产的流入，以尽快完成早期的工业化建设。
再比如著名的几次上山下乡，也是包着较浓的政治运动色彩。但其根源是城市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考虑到稳定问题，需要转移大量无法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这实属当时条件下的无奈之举，而并非领导层脑袋发热的作为。
每一次转型和改革，很大程度上都是应对危机时措施的落地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时间节点和事件就能概括，其背后都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局限因素。这些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收益背后，也往往产生了巨大的成本，而成本不可能凭空消失，有些被一些无法发声的弱势群体承接了，有些则成为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巨大隐患。我们看到的历史的那些乱象，也常常是既得利益者筑起高墙甩掉成本后，承接这些成本的弱势群体中矛盾的集中表现。
所以当我们听到某些利益集团无脑鼓吹“XXX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还是应该冷静地多问一句：“代价是什么？”
这个课程内容很多，内容优质，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做系统归纳了，会考虑在后续的回答中尝试总结一下。
4.《告别百年激进》-书
前几个讲座/系列课程，内容已经基本包含了温铁军教授研究的核心内容。（至少已经很全面地涵盖了他《八次危机》和《去依附》两本书的内容。）
这时候，看看《告别百年激进》这本书，或许是最好时机。
首先解题，何为“百年激进”：这里指的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的激进过程，可溯源至“德先生、赛先生”引入中国后的“全盘西化”思路。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人文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全方位的转变。我们曾经很辉煌，但自近代以来被打得很惨，所以无论是政治圈学术圈还是民众（市民、农民）一直在寻找“猛药”，迫切地希望改变我们的处境。
简而言之，这一百年是被“硬实力”打败，被“软实力”影响思想，被“巧实力”左右行动的过程。
于是，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城市对产业/金融资本时代的危机应对，一直保持着相对“激进”的状态（其根源是近代以来，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这种激进改良/引进思路，在帮助我国获得巨额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排异反应”，催生出巨大的人文、经济、环境危机（代价），所以温教授提出建议结论——我们应该“告别百年激进”。
除了之前提到的经济政治和历史问题，这本书收录的很多讲座都在谈城乡统筹下中产阶级的“去城市化”趋势。现代社会让人们的精神压力加大，需要靠近自然去抚平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人们越发得需要寻求一种平衡，这也是很多城市人“思乡”的缘由。
以及，越来越被大家关注的“阶层间利益”等问题，温老是个敢说话的人，很多表述比较深刻和精彩，大家可以多看书感受，此处不表：）
书中的其他核心观点与上述的三个视频没有太大变化，温老多年来一直在解构西方经济学和现代化，质疑西方“政治正确”下的教育体系，宣传中国经验夺取话语权，推进乡土建设缓解中国周期性资本经济危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生态文明这些方面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但因为讲座众多，所以内容组织上更多元，细节丰富，有很多温教授在演讲过程中的互动内容，可以帮助你以更多样地视角吸收和了解温教授的知识。
除了理论知识，其中还穿插着温老很多性情之言，以下这一段是我看完很受触动的一个问答，分享出来共勉之：
问题：温老师，我以前读过你的一篇有关“三农”问题分析的文章，今天听您演讲比原来我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我感觉自己有更大的提高了。我就觉得，感觉您在中间分析的从产业化然后到金融过剩的过程，好像是历史的结果，个人无法改变的一个决定论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历史的进程可能不是由我们个人的或者个别因素的改变甚至个别政策的调动所受到影响的。
那么，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被格局化的人，处于利益的某个纠葛中。我们这些老会员可能感受更深，好多同学毕业了以后就可能是一个老师啊，或者某个公司的职员。就是我们，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碍于面子这些问题，碍于养家糊口、赡养父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一种悲剧的色彩或者说是悲剧的命运。 我们知道历史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的，甚至是处于某种决定论当中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做的有多少？或者，我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像温老师您刚刚讲到的德，我觉得有中国历史上有知识分子为民请命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怀，那么这中间我觉得是矛盾的，也是我自己长期纠葛的比较多的。我不知道温老师有没有类似的纠葛，对我们会有什么启示？
温答：你听我谈过自己的苦恼吗？没有。说得简单一点吧，就是没工夫。假如我要停下来考虑我的困境、我的苦恼、我的羁绊，那就麻烦了。我们这一代人吧，从生下来就比别人忙，所以显得比别人老，一直忙于干活，什么事都比别人晚。我说我上大学28岁吧，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我同班研究生的爹的那一辈，就更晚了，我拿高级职称的时候快50了。什么都晚，所以就来不及。
你们还有工夫停下来叹口气，我们是没工夫叹息，所以你问我这些事，也许是不适合，我没想过，也来不及去想，我即使想了也不能怎么着，就是得抓紧去干事。也因此呢，我要感谢你们一句。其实我老想停下来，但就是停不下来，就是被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有社会各种各样的人推着，生生推到……
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写的文章说知识分子懒惰，我其实也并不是不懒，我也挺懒，但就是停不下来。毕生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没工夫！有时候，说句俏皮话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为什么我的脸上长带着微笑，是因为我面对的矛盾和困难太复杂”。所以不得不含泪地微笑，或者另一句话说的，就是因为我面对的批判太……太那个吧，所以就只好笑着面对这一切。你要想稍微拉下脸来，整个人就会太沉重。
我倒想多说一点你刚才说到决定论或者所谓的“宿命论”。我们首先承认规律，我觉得“宿命论”不是个重要的东西，是因为当前很多被人们说成是规律的东西可能不是规律。我刚才说“何以为学”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提出一个东西，我最近在很多讨论中开始这样提问，有时候甚至把那些听报告的人激怒，我是想说，判断真理目前没有别的好办法，现在所谓“创新”和“被创新”太多，所以判断真理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看理论的科学性。无论你建构的理论逻辑多么完美，看你这个逻辑的起点是否能够和历史的经验过程吻合。是否“宿命论”我说不好，只要你的理论逻辑和这个历史的经验过程在起点上不是一致的，那这一定是涂抹理论色彩的“包装”，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包装”。
比如说，我们今天把市场经济作为市场主义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种包装了，因为它没有和历史的经验过程在起点上做到一致。 同理，假如我们一定要把中国1978年进入改革之前的发展过程定义为计划经济的话，那么这个定义以及我们关于计划经济的批判，全部批判逻辑也因为找不到历史起点或者不能和历史经验过程在起点上一致而不可能是真理。
我最近开始写书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中国改革前其实没有来得及搞完整的计划经济，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始于1952年，而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苏联开始军事投资以后就形成了苏联人指导下的中国的那个特殊的军重工业发展过程，不是按照“一五”计划搞起来的。我们的“二五”计划只有几个控制数，但因为苏联人投资中辍而基本没有能拿得出来。
我们的“三五”计划本来是想调整农轻重比例，但由于周边地缘环境趋紧必须加强战备使“三五”没有最后完成文字工作，大计委就被小计委取代了。也就是说“一五”不是我们的，“二五”没出来，“三五”讨论半天，最后负责制订计划的计委失败了。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前是五个五年计划，那么对不起，“文革”期间“四五”、“五五”还算有计划，但其实“文革”中也根本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按照计划来做。
所以如果把改革之前定义为计划经济，起码应该知道实际上它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你找不到计划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经验过程相结合的那个起点。这也包括我们的改革，据说是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你也找不到西方那个可以 参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起点。 因此今天高校的教科书解释既不是真科学，也不是真理。
所以我说，你第一个问题源于现实中很多解释让你感觉到的是历史宿命论，但你得到的通俗化的理论解释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科学，因为它找不到它的解释逻辑的那个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 第二条，怎么判断客观结果的科学性。假定我们要认定某个客观结果是科学结果，那一定是要在给定的同样的条件下，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可以重复得出的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结果可被重复。请问当代社会经济领域中哪个被理论界认定的结果可被重复，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只介绍技术路线，任何一个社会经济过程是可被重复的吗？
根据这两条，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所谓“学”中，何以为学的“学”之中，请大家去做点衡量，做点评价。你们会感觉到，我刚才这句话问得是有道理的。何以为学？因此我说你所说的那个历史宿命论本身不是真实历史过程，人类历史本来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个被人打扮过的戴着小红头绳的姑娘。你的问题内在地表明，在人类的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生是被扭曲的。明明她是个老态龙钟的老妇，给她戴上小红头绳就是小姑娘了吗？尽管历史都是今天被扎个红头绳，明天被扎个绿头绳，这样被扎来扎去的，但它依然扎不出个亮丽来。[3]
这段问答，我们大抵能看出温教授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温铁军教授是1951年生人，他的青春年华因为时代的缘故，在干着农活，为温饱担忧，之后他读大学，在中央工作，再到美国留学，再回国，中间也经历过那个体制阻力很大而很多抱负想法无法落地的沉寂期，为中国乡村的乱像、生态污染问题、学术培养问题痛心疾首。
他真的是“什么都比别人晚”，但他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潜心治学，四处游历实践，为国为民。这不同于那些文绉绉治学、自诩清流、在家写日记之流，也不是激昂但无脑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是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最为稀缺，也最为珍贵的治学实践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在我看来，这一切一如他的名字，坚毅果敢。
结合最近被讨论激烈的“前浪后浪”问题，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视线里的“资本家”相关问题，我想引用以下温老2015年的一段文字，大家体会一下。
乡村建设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去精英化。我跟身边很多人讲，我们这一辈人历经了很多波折，甚至是苦难。只有不到5%的人奋斗出来了，有的考上大学、出国，有的成为企业家，还有的成为社会中的精英……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身边的95%。大多数我同辈的知青，经历过一起上山下乡，一起搞群众运动，后来一起回城成为待业青年，最后一起下岗，现在成为低收入人群，这是95%。不能因为我们这代人之中5%奋斗出来了，就把周围95%的人忘了！宽泛地说，这个95%也包括大量在农村中没有出得来的人。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要实现一个去精英化的社会实现，就是“没工夫叹息”，甚至没工夫琢磨，因为永远觉得跟不上身边的人，永远觉得学习不够，那就永远在奋斗着。
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有这么一种自觉的去精英化的思维，就是不能忘记当年我身边的95%，使我一直不愿意跟着占5%精英的主流思想去走。因为如果在精英的主流思想中，很容易的认同这个世界所产生的财富，主要是精英群体带着社会向前奋进所形成的收益，当然应该由精英占有，并且由精英来分配，所以精英认为应该通过二次分配来扶助弱势群体，那是一个制度安排。
这是主流的思考，我不这么看。虽然我是奋斗出来了，但难道只有这种方式吗？难道没有其他的相对来讲更为公平正义、更为公正的方式吗？难道一定要把95%应该享受的那部分先由精英来独占，然后再做二次分配吗？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必须认同的思路，所以我们主张大众民主，主张一种多元共生的社会，主张一种可持续发展，我们主张人类的生计与生态合一的生态文明，这些就变成了不同于现在主流的一种另类主张。
因此，我就把乡村建设认同为一种去激进化，其中包括了很多对于古老文明的继承，比如刚才我讲的必须三省吾身，也必须相信阴阳之为道也，相信上善若水。当你一旦自觉的要去精英化的时候，就会把古人的传统智慧继承过来，自然而然地，也就变成一个相对比较认同生态环境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思想。
如果说我自己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不信邪！我觉得社会上虽然邪性太大，但做人就是不能信邪，如果信邪，那么善就会大打折扣；不信邪才能做到上善如水，才能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就会在一点一滴中体现。如果要以一句话结束，无外乎是当年讲的“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4]
最后谈一些自己的感受。
在温铁军教授的很多演讲中，他一直保持着他对于政策还有教育体系的诸多质疑，以至于我看过一些人认为温老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只是出于对理性和客观的坚持，他早年的一些视频呈现出的观点是十分刚烈的，或许是因为他觉得那些问题无法用缓和的话语表达。
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子缓和下来，批判质疑的倾向仍然不改，只是他愈发拒绝对意识形态的过分讨论和学术派别之争，因为他相信，这些都有碍于人们去发现真相找到出路，进而更好地去帮助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
作为一个小时候（0-6）也在农村生活过，在三线城市长大（6-18），在二线城市求学（18-22），又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我也曾经一度感到一种不明不白的“拧巴”：一方面我希望为自己为家庭带来更优越的城市生活物质体验，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出人头地”；另一方面我也有对乡村最原始的怀恋，我喜欢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看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为无法更多地陪伴他们感到难过。
温教授帮助我理解了这种“拧巴”，并且明确地告诉我，这就是中国人最本真的情感：一方面因为体验过屈辱的历史，极力地想要壮大资本壮大实力去赢得自身的复兴，一方面作为千年的农业国，我们对于乡土（自然）本能的亲近，并且对远离乡土、破坏乡土（自然环境）的行为感到本能上的不适。
难能可贵的是，他用自己的实践，结合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理论的深刻理解，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这种“拧巴”的方案，并且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影响到最高政策层，一直在推进着这些思想的落地（江苏浙江这边的农村，其实就已经在摸索出一条不同于纯粹城市化的发展之路，更多的新农村也在建设之中）。
温铁军教授的强大，在于他工农兵+中央政策部门工作特殊而丰富的经历，在于他长期“靠脚做学问”的踏实：他实实在在地跑过很多个国家，以及我国的很多城乡，带领团队亲自做了很多乡村建设实验，他的认知是在土地和游历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温铁军教授的魅力，在于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他对农村农民的真挚感情。
温教授说，建构本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大破则大立。他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去解构那些具有高度正确性的话语，事实上也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果，而我辈青年则需要在此基础上，完成重新建构的历史任务，共同肩负起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责任。
温老足以称得上“国士无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千百年来支撑我们国家文明历史绵延不断的，身为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气节：对人民和土地饱含深情，却也从不拒绝对问题的揭露、批判，进而坚持对解决之道的思考和尝试。
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5]
写这篇回答既是对这一段时间学习的总结，也想表达一份希望，愿温铁军教授的思想能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发展，也愿他的理想能在不远的将来，结合我辈之努力变得更加清晰具象。
以上就是（如何看待温铁军？）全部内容，收藏起来下次访问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