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最低刑责年龄,民意又投了庄严一票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针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从事收养看护等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暴力袭警、冒名顶替上大学、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社会热点问题，草案二审稿进一步织密法网保护民众权益，包括拟降低最低刑责年龄、对暴力袭警单独入刑、将冒名顶替上大学行为入刑，将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认定为犯罪等。
媒体披露的信息是，最低刑责年龄有可能从14周岁下调到12周岁。虽然看起来12周岁还是孩子，但是，由于互联网等发展超过人们的想象，年轻人，包括孩子接受社会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同时，一些缺乏教育和监管的孩子，接受的负面东西也越来越多。因此，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界定也越来越难，如大连13岁男孩强奸杀害10岁女孩案，就面临着法律如何追责的严峻考验。因此，此次刑法修正决定把最低刑责年龄下调，是完全符合现在孩子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完全符合民意的。特别是大连儿童犯罪案发生后，社会各方面要求降低最低刑责年龄的呼声很高。
事实也是，社会的发展，总是朝着支持正义、促进公平、推动和谐的方向前进，对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安宁的法律来说，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能够跟得上社会前进的脚步。很显然，下调最低刑责年龄，就是其中之一。否则，难以对家庭和学校在如何教育孩子、学生方面形成有效的约束。就像大连案件来说，迄今为止，犯罪儿童家属竟然未给被害者家属说声“道歉”。可见，孩子能够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家长的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与家长不关心儿童成长有着密切关系，与家长的素质也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他们也抓住了法律的漏洞，或者说法律难以顾及的方面，知道孩子不可能被判重刑。如此，就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刑法对最低刑责年龄的调整，不只是对儿童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家长的一种法律约束，迫使其必须好好教育孩子，避免发生问题后无法挽救。毕竟，对任何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因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被处以重刑，还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是永远的痛苦。
我们注意到，除最低刑责年龄的调整外，此次修正，对冒名顶替上大学、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也做出了调整和新的规定。显然，这些方面也是目前舆论和公众反应比较强烈的方面。尤其是冒名顶替上大学，是今年以来引发关注最大的社会事件之一。在立法上予以规定后，自然可以产生更强的约束力，让那些知法犯法者不敢再轻举妄动。毕竟，冒名顶替比起一般的违法犯罪，后果更严重，对人的伤害更大。一名原本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者，可能因为被冒名顶替者顶替，从而让自己的命运无法改变，并有可能导致国家少了一位杰出人才。对这样的事件，不仅要从刑法上予以新的规定，在民法方面也应当做出规定。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做出司法解释，譬如经济赔偿等，都是对被伤害人的一种保护和利益补偿。
民意在立法中不断体现，也是中国法治进步的表现，是中国进步的表现，是社会正义在中国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的体现。希望这次的刑法修正，能够更多听取民意，把社会上正在出现的，并有可能形成社会问题的内容，都通过立法规范起来，及早构筑防火墙，预防问题的发生，减少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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