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漫谈)甫志高 利令智昏之人,终将遗臭万年
1948年的山城重庆，依旧云雾缭绕。
重庆作为1945年重庆谈判的召开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于是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地下党便在重庆发展起来。直至1948年，重庆地下党已形成了坚实的根基，游行示威，抗丁抗粮等群众运动就像一颗颗炸弹，在敌人的心脏处炸响。
但另一方面，重庆作为国党的陪都，自然是重点防范之地。工厂，学校里安插着特务；街头盘踞着便衣，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反动派大肆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搜寻到地下党的踪迹。
但就在这相持的关键阶段，重庆却爆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挺进报事件”，核心刊物《挺进报》被破坏，大批地下工作者被逮捕、川东及重庆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不是什么手段高强的敌特，而是一个变节投敌的叛徒。
那个人，就是《红岩》中的反派人物——甫志高。
电影《在烈火中永生》 甫志高剧照
甫志高投敌前是重庆地下党的沙磁区区委委员，还兼任着银行经理，负责经济工作，在党内的职务并不低。他关心群众运动，为地下党提供开支，还主动帮助解决炮厂纵火案后工人的生活问题。在工作方面，他搞过联络站，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
以上看来，“甫志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这句评价，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方方面面看起来都无可指摘的人，在被捕后却毫不犹豫的成为叛徒，供出了如许云峰等大批的地下党员，他还带着特务，抓捕了他的原上级，下乡多时的江姐，使重庆的地下工作遭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说实话，当笔者在第一次读到甫志高叛变的那几个章节时，心里是十分惊讶的。我被“甫志高为什么要叛变”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当时的我甚至还有一点怜悯这个人。也许甫志高的叛变另有所因？
但当我重读《红岩》，关注到书中更多的细节时，我才恍然大悟。甫志高的变节，与任何人无关，完全是出于他自身的劣性，或者换句话来说——
叛徒不是说当就当的，气节不是说丢就丢的。
甫志高首次出场在第一章，那是在炮厂被特务纵火后，余新江到他家中汇报情况，书中对甫志高家中的环境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
作者对甫志高的一句话评价是这样的：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一开始，甫志高留给读者（包括笔者）的印象完全是机警，稳重。
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深入，甫志高却开始不断暴露他工作上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导致他被捕的“沙坪书店事件”。沙坪书店本是一处备用联络站，由许云峰领导。后来，书店的管理权被移交给了甫志高。许云峰的本意是“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这句话很好理解，重庆地下党处在敌人腹地，工作环境艰难恶劣。但甫志高不久后就开始扩大书店规模，创办文艺刊物，而且擅自将郑克昌吸收进书店工作，而依据仅仅是“相信自己的眼力很准”。而到了后来老许视察书店，发现了书店可能存在的端倪后，甫志高不但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危险，而且还固执的相信自己的见解，与许云峰争辩，甚至违反他的指示，执意回家，这才导致了他自己的被捕。
甫志高有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而且有着公开的社会身份，不应该不懂得慎言慎行的道理。书中也提到过，“他熟悉地下工作的某些规律，他和他妻子一直安全地住在银行宿舍里，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也没有给党引起过任何麻烦”。那他的行事为何会如此的冒进？
且看一段甫志高被许云峰警告后的心理活动，或许可以对他的想法略知一二。
在办书店以前，他想抓点学运工作。后来又想下乡去。听说川北方面搞得不错，那是他的家乡，如果回去搞点武装，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一年两年苦过了，到胜利那天，安知自己混不到个游击队司令员？这些抓紧时间“积极工作”的想法，从他知道革命已经发展到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以来，愈来愈强烈，也愈来愈鼓舞着他从谨小慎微一变而为大胆活动。可是现在，好好一座书店，被许云峰突然抛弃，眼看就要出版的刊物也完了。甫志高不禁怀想起黎纪纲，他是个多么理想的主编啊！他曾想过：到刊物出版时，郑克昌发展成地下社员了，那时，自己掌握着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组织，工作起来该多么顺利。然而这一切，在今天晚上，被许云峰粗暴地破坏无余了。老许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真是有敌人吗？恐怕未必！”
这段话是书中的原文，其中积极工作四个字被加上了引号，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知道些什么。
在甫志高“积极工作”的表面下，其实藏着一颗想要沽名钓誉的祸心。他清楚局势，知道战争即将胜利，重庆将获得解放。他依仗着自己为党做出过贡献，便大肆造势，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地盘，好“解放以后向党讨价还价”。就是处于这种心理，他发展陈松林成为自己的下线，又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吸收郑克昌。这难道不是个人主义泛滥的表现吗？就像在书中，市委书记李敬原在了解甫志高的种种劣行后这样评价他：“利令智昏”，但我想，甫志高的问题，已不是一句“利令智昏”就能概括完整的了，他已经到了“利令志昏”的地步了！
再看几个小细节。在第一章中，当余新江将老许“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的告诫传达给甫志高时，他所做出的回应是什么？“是啊，是啊！前几年，我搞过联络站。”
这样略带搪塞，同时还吹嘘自己功绩的回答。这说明从一开始甫志高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许云峰的良苦用心。
还有一处，便是在沙坪书店开业时，明明甫志高时那里的实际领导人，可他为什么会在注册书店保证人时用了他的大学好友，同为重庆地下党的刘思扬呢？纵然刘思扬有世家背景，社会关系良好，但甫志高在内心其实也是害怕的，怕书店出事，自己担责任。于是他就“聪明”的用了刘思扬的名字。就连最后书店即将出事的情况下他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优渥生活去告知刘思扬转移，致使刘思扬在本未暴露的情况下被捕。
这样来看，甫志高种种不成熟的举动也便可以解释了。革命工作者一旦违背党的安全，开始为自己的一点私利着想，眼界变得狭窄，行事变得鲁莽，这势必会遭到敌人的注意，下场可想而知。再加上甫志高思想意志不坚定，被捕后便倒戈成为了叛徒。
反观书中的另一人——成岗。他一心向党，毫无二心。他也同甫志高一样有着“长江兵工总厂附属配修厂厂长”这样的社会身份，但他更做到了一名地下党员的谨慎，承担《挺进报》印刷任务后果断断绝一切社会交往；不让年少单纯的妹妹接触《挺进报》。后来他遭叛徒出卖，被大批特务包围。但他也没有为直接出逃，而是将约定好的信号传达给战友，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牺牲。被捕后，他宁愿受到严刑拷打甚至的枪毙，也没有向敌人暴露一点信息，最后壮烈成仁。
成岗原型陈然的肖像
在我们被成岗的伟岸情操感动时，也会更加唾弃甫志高之流。所以当笔者看到最后甫志高被处决时，心里不觉长吁了一口气。一种罪有应得的感触也油然而生。
甫志高的阴谋被江姐拆穿
《红岩》这部小说分为三十章，前十章主讲地下党的斗争，后二十章主讲监狱里的斗争。而甫志高最后一次出场是在第十四章江姐被捕后，他也在押送途中被双枪老太婆率领的纵队抓获，从那以后便再无音讯。作者这样写的意图也很明显：这样低劣可耻的叛徒，是不值得与至死不渝的革命志士们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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