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竟然有烧木炭的汽车
20世纪初，从国外输入上海乃至内地大中城市的汽车增多。至30年代汽车在军事 经济交通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当时，中国石油资源尚未开发，汽油几乎全赖进口。当时外商垄断汽油价格，以致油价昂贵，木炭汽车研制者向德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德士古、亚细亚、美孚等外国油行,好比插进人体内的吸血管,把中国人的血吸走了,我们怎么能站得起来呀！仅1926年一年中汽油一项，即耗用外汇1亿多元。湖南通车的公路仅1000余公里，而一年行车的汽油费竟高达七八十万元，汽油消耗约占运输成本的50%以上，太贵。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认为长此以往，国家财力难以承担，一旦发生战争，燃料供应中断，交通运输必处于瘫痪境地，国将不国了。
在这个背景下，木炭汽车（煤气汽车）隆重出场。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木炭放进为汽车特制的煤气炉内，使之在适当的温度下变成煤气，从而用来作为发动引擎原动力。当时的贫油国家如法国和日本等也在积极进行木炭汽车的试制，但是其性能尚不完善，缺乏实用价值。
木炭汽车时速可达26公里/小时，每公里消耗木炭0.5公斤，加炭一次可以行驶4小时。木炭汽车车头侧面装有一个特制的炉子，与今天我们用的开水锅炉相似，还带一个手摇鼓风器。木炭燃烧时，若火力不足，还得大力摇动鼓风器手柄，待蒸汽充足，车子才能驶动。木炭汽车的驾驶员必须配备助手，助手的职责是按时扒炉、续炭、点火、吹风以及协助驾驶员发动汽车，适时清除滤清罐内积炭杂质等。木炭汽车在行进中若出现缓慢无力的情况时，助手须向炉底泼一杯凉水，以便击火引燃爆发，催车加速前进。木炭汽车因为燃料易得，造价又低廉被各省民营交通部门广泛使用。
此时的中国，沪、豫、湘、晋、赣、桂等地的一批汽车运输和工程机械方面的专家纷纷开展汽车代用燃料的科学，值得书一笔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忧患之士，为解中国贫油之忧，对汽车代用燃料加紧攻关。
20世纪30年代初长沙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一举成功，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长沙实业界的有志之士决心研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2月省工业试验所成立，由技师向德领头，先后研制出5种煤气发生炉。1932年8月11日，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从长沙城内六堆子至湘潭下摄司车站，载22人，行程63．3公里，时速39公里。10月10日在长瞩公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及外同专家观看，评价甚高。后又研制成除尘器，并获得专利权，解决了木炭污染问题。
1935年，湘省汽车有20－30%改装成煤气出车，到 1939年发展到 50%以上。1935年又试验成功酒精汽车。因酒精比汽油价格低，到1940年全省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动力。这样，木炭车和酒精车占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30万加仑，价值百万银元。
上海的张登义， 1925年从法兰西海归，即受聘于上海快利车行，开始从事汽车代用燃料的研究。他们采购了法国及瑞典制造的煤气发生炉各1套，装车试验，后选定法国制造的下吸式煤气发生炉，于1937年，将上海1路公共汽车全部改装为木炭代燃汽车投入营运，使上海的代燃汽车开发研究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郑州市制成中国第一辆自制木炭代燃汽车的汤仲明， 一九三一年夏，汤仲明第一次驾木炭汽车在郑州西郊碧沙岗公开试验，并邀请各界参观，这次公开试验轰动全市，观众如潮。这次试验效果良好，时速达到四十公里，每公里仅耗木炭一市斤，价值是汽油的十分之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汤仲明将发明的木炭代油炉报实业部立案，并获批准专利五年。②同年年底汤仲明为了加快推广工作，将木炭代油炉的制作技术及图纸，毫无保留地公布于众. 一九三二年元月十四日，实业部派专家舒震东、余人翰前来郑州检验。反复试验，详细检查核实后，认为此项发明木炭代油炉具有重大意义，远胜国外试验品，达到实用价值，且造价低廉，易于制造，整个代油炉的造价不及一只化油器的价钱，与国外比利时、法国、日本.等国制造的木炭车比较，有明显的三大优点：一是发动时无需用汽油作媒介，国外产品都得使用汽油作媒介，方能发动机器；二是炉体重量不超过一百斤，安装在车前左右两旁或车后均可，方便灵活，国外试验品重达二三百斤，由于笨重安装就不灵活；三是加一次木炭可行驶四小时，时速达到四十余公里，国外试验品加炭时间都比较短，日本制造的半小时就得加一次炭。实业部曾购进法、日两国产的试验品加以检验，认为都未完善，不适应用，未予推广，将其搁置。
汤仲明的这项发明，它与汽油车相比，只是使用没有汽油方便，点火需要花三五分钟时间（点火前用手摇鼓风机一摇也很快就能启动），上坡时与汽油车相比，力量稍嫌弱一点，这是美中之不足，但无碍行驶，专家给汤仲明的发明以极高评价。35年其在沪开设了制造煤气发生炉的专业工厂仲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并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国各公路运输单位推广使用代燃汽车，限期将汽车全部改装为煤气车，并限制汽油进口。得到当局的肯定，并通令全国公路运输企业改装使用。当年，各地私营长途汽车运输企业也陆续购置煤气发生炉，改装代燃汽车。上海还设有汤仲明办公室负责推广汽车代燃技术。这为抗战时期尤其是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后，汽油进口中断，大批汽车改装为木炭汽车后确实发挥了作用。
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研究替代燃料方面，以木炭为汽车燃料经过反复实验和改进，木炭汽车在长期的运行中取得了实绩。木炭汽车因为燃料易得，造价又低廉被各省民营交通部门广泛使用，广东省也是推行木炭汽车较早的地方；陕西省共改装了几百辆这样的木炭汽车，跋涉在秦岭、巴山、西安、延安之间，保证了抗战时期陕西省的公路交通运输任务。
民国时期的木炭汽车，从研制推行到逐渐被淘汰，历时将近15年，作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的木炭汽车，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繁重危险的运输任务，为保障战时的公路交通运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在抗战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国民党政府西迁内地，大西南成了战时大后方。这期间，运输产业迅速发展。可是，由于抗战期间所需的大量战略物资之一的石油的消耗量陡增，而供应量却由于滇缅公路的中断广州沦陷,汽油异常匮乏，仅靠驼峰运输的区区数量汽油，军事专用已经捉襟见肘了，是无法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的。致使战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汽车就成了无米之炊，战时交通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抗日战争后期,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公路上,除军用汽车外,所有货车,差不多都是国产木炭汽车。
当时的交通情况十分恶劣，飞机没有，铁路不通，水运遭日寇封锁，汽油来源断绝，只有木炭汽车是比较实用的交通工具，目标小，灵活机动，而且又经久耐用，即使被枪弹射中，只要把洞口用布条包起来，照样行驶。这期间，由于石油无法供应，木炭汽车便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大宗的军粮民食和食盐的运输，也都是由木炭汽车承担。木炭汽车在抗战史上不仅起到了交通运输的顶梁柱作用，而且因为木炭汽车得以与一部分名人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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