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井底的人力车

《水浒》的故事，始于《大宋宣和遗事》，兴于说部负鼓盲翁，盛于施耐庵、罗贯中师徒，又经各家出版商的增补，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其中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居功至伟。话本中有一大类，称为朴刀杆棒小说，经著名学者、武术家马明达先生考证，朴刀和杆棒，大致上同归武侠一门，实则是武侠小说的两个方向，朴刀类主要讲豪侠剧盗以武犯禁，杆棒类主要讲合法英雄奉公仗义。从时代上来说，杆棒类的出现时间要晚于前者，这不仅仅是俞万春之流进行豢养武侠的尝试，还是武侠小说作者们自保的手段。看《三侠五义》，石玉昆一口一个“展爷”尊称的南侠展昭，只为听见“御猫”二字，飞檐走壁之际竟然在屋顶上纳头便拜——哪里还有半点猫的矜持？分明已经被养成了俯首帖耳的叭儿狗一只。

毕竟《水浒》不是《三侠五义》，说书人们对这部巨著不约而同地保持了相当的敬畏，从赤眉军到水浒寨，自古崇尚豪侠义气的山东艺人也绝无提心吊胆匍匐在天子脚下的京津说书人那么多的顾虑。流传至今，《水浒》始终保持了浓厚的朴刀氛围，以至于今天我们提到朴刀这种说不清楚该算是兵器还是农具的物件，第一反应仍然是——水泊梁山。

朴刀小说，立意是览观扬意、游心骇耳，以示后世好事者，其中心思想可以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还有这事？”如前文所述，《水浒》经手作者甚多，并非一时一人。学术界一个比较广泛的认识是：前十二回的出现时间，应当比后文晚，甚至很有可能是完全出自施耐庵的原创。不管是从笔法、立意还是格局，前十二回都把全书的水平骤然拔高了一截，使其远远超越了朴刀和杆棒之争，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异类，如果一定要给这个异类起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只包括了一部作品，既有别于朴刀又和杆棒完全不同的小说类型，也只能定名为水浒类，其中心思想，如果一定要像朴刀小说那样尽可能简洁地一言以蔽之，那么大概是——“这混蛋世界！”

金圣叹已经发现了前十二回和后文几乎脱节的现象，却没敢往作者另有其人的方向去考虑，只注意到了前十二回对整个水浒故事立意的拔高——没有前十二回，水浒就是乱自下生的普通朴刀小说，有了前十二回，就是乱自上作，是官逼民反，好汉们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相当的正当性。金圣叹没有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前十二回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作用和意义：提升了整部小说的格局，将简单的叙事小说变成了一部古希腊氛围浓厚的英雄悲剧。如果仅仅从“乱自上作”的层面来分析，那么《水浒》就应该归入社会悲剧一类。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水浒》前十二回的用意正在于此，不仅要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且要毁得必然、毁得无可避免。别林斯基对此有及其精到的概括：偶然性在悲剧中没有立足之地。就像喜剧里容不下标语口号一样（如果有，那也只能是讽刺的对象），任何偶然的成分都会让悲剧变质，有了偶然成分，就不能称之为悲壮，只能叫做倒霉，而倒霉又是喜剧的专利，这就彻底消解得面目全非了，浓茶可乐二锅头，兑在一起不是个味道。

有人说，秦始皇之后，一直到溥仪下台，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农田里种的作物有些变化之外，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水浒》的成书年代，还是《水浒》所描写的时代，升斗小民的最高纲领，都是封妻荫子求个发达，最低纲领，是吃饱穿暖图个活路。前十二回所做的，就是一次一次一遍一遍地把这些最高纲领最低纲领通通砸碎，不但砸碎，还要在碎片上拉屎撒尿再蹦跳一番，明明白白告诉你：想封妻荫子，白日做梦；想做好人，想都不要想，而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小时候读《骆驼祥子》，只觉得祥子是纯粹的运气不好，一直在想：如果祥子真的当上了自由车夫会怎么样？如果他没有被抓壮丁会怎么样？如果他没有被敲诈会怎么样？如果虎妞不死会怎么样？如果小福子不死会怎么样？等到上了高中，突然回过神来：一次是倒霉，两次是倒霉，一辈子如此，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倒霉二字了，祥子的世界，就是《水浒》的世界，虎妞、小福子，这些都是祥子命运的分支，不会影响到他最终的结局。和时下流行的“你穷是因为你懒，你努力了怎么会穷”这种奇谈怪论不一样，祥子不止一次地努力过奋斗过，但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攒到足够自己摆脱车厂单干的钱，就算是一箱大洋从天而降掉到怀里，也只能是完全等同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路都走不稳当却戴着金链子金手镯钻石戒指，背着一袋子大面额美钞在深夜的约翰内斯堡或者里约热内卢招摇过市，完全等同于根本不知贼为何物就敢拎着工资挤火车的傻根。

而王薄和王丽根本就不存在。

《水浒》的主干剧情采用了串珠式的结构，把诸多人物的故事一个个讲述出来，前十二回却一下子安排了史进、鲁达、林冲、杨志等一批重量级的人物，同时进行复线式叙述，和主线相比，饱满了许多。如此饱满的叙事，其用意之一是，不仅仅要砸碎饱食暖衣封妻荫子的梦想，不仅仅要一遍一遍砸，还要一人一人地砸，高人、俗人、穷人、富人，所有的角度，所有的立场，所有的出身，全都砸碎，就像老舍反复砸碎祥子一样，把众人丢进了坦塔罗斯的境地：站在水池里又饥又渴，水边就长着果树，水永远只比嘴唇低一寸，果子永远差一寸够不着。一定要说祥子和好汉们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梁山，所以只好任凭自己彻底扭曲、腐烂。

但是找到了梁山，就有了出路吗？

《水浒》就是这样一个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故事。

富而不贵，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之下，历来是个极度危险的状态，不仅富裕难以持久（甚至不用非常富裕），就连身家性命的安全都会很成问题。唐弢回忆鲁迅曾有这样的感慨：“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卢俊义家财万贯枪棒无双，大名府头一号人物，不可谓不狮子，在垂涎已久的管家和官府眼里却是头肥猪（垂涎的又何止是管家和官府？），只等吴用稍微使个圈套绊个踉跄，就欣喜若狂争先恐后落井下石，像饿了五六天的鬣狗或者秃鹫一样成群但不结队，发疯般地要从狮子身上撕下肉来。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个使绊子的不必是吴用，甚至不需要外人的圈套，只要假以时日，李固必然会利令智昏、色令智昏，自己动手扳倒卢俊义，河北玉麒麟实际上根本就是个会武术的祥子，而祥子攒再多的钱，也只能是这个下场。

卢俊义富而不贵，那么大富大贵的就能保全身家了吗？柴进，前朝皇族，手握丹书铁券，上应天贵星，全书找不到第二个人比他更当得起这个贵字，被知府高廉打得死去活来。我们当然可以说，柴进自己人脉不干净，又在官府没有门路，才会这样，可自己就在官府的干净人，又能多走几步？铁面孔目裴宣，文武双全正直聪明，才学人品无可挑剔，却被自己的上司发配沙门岛险些丧命（北宋初年，发配沙门岛是死刑减等，到了徽宗时代就已经成了变相的死刑），真正敬重他的竟然是路上遇见的强盗头子邓飞。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讲过一个乞丐当场揭穿古画作伪的故事，有观众感慨：能作此语，安得乞食？马上有人反驳：能作此语，又安得不乞食？在邓飞身上，同样能问出这样的两个问题：

敬爱忠良，安得为盗贼？

敬爱忠良，又安得不为盗贼？

一个个有身份有靠山只等着封妻荫子的武将，更把这条路砸碎了一遍又一遍。富甲一方的卢俊义是另一个时空里，祥子凭着几乎不可能的好运发财致富的结局，被公认为最倒霉的杨志则是政和年间起起落落仍然想要挣得一份前途的车夫祥子。将门之后，武举出身，踌躇满志的杨志，正像当初的祥子幻想着有一天能够买一辆自己的洋车，做一个自由的车夫。失了花石纲无法交差，漂泊在外苦等恩赦，等来之后却被花光了盘缠才见到一面的高太尉赶了出去，不得已变卖祖传宝刀，又被地痞寻衅惹出了人命官司，发配到大名府。然后如同众人所说的一样，是金子总要发光，但金子发光和椽子出头是同一件事情，承蒙梁中书的抬爱，去押送生辰纲。梁中书随口带出的一句“上年费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贼人劫将去了，至今无获”是极为关键又往往被人忽视的一个细节：不用晁盖、吴用们巧取，自然也有其他人来豪夺，而且和吴用深谋远虑精打细算撒汤漏水三天破案的“智取”不一样，那群完全没考虑机巧计谋的劫匪抢了生辰纲，从此销声匿迹完全没了下文，做得反倒比主角们还要干净利索。杨志的这一趟差事，又是一个路都走不稳当的孩子穿金戴银背着大钞去巴西或者南非的背街小巷里闲逛。

就像祥子的起起落落一样，除了生辰纲这个死局之外，杨志的每一次落魄，乍一看似乎都有翻盘的可能性：如果押送花石纲一路都是好天气会怎么样？如果高俅没有蓄意刁难会怎么样？如果宝刀顺利出手会怎么样？如果他执意不肯押送生辰纲会怎么样？

我们不用逐一去分析每一个独立事件里杨志翻盘的几率到底有多少，把这些事件合起来看，杨志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最倒霉的杨志，最后的结局和别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那些不太倒霉的人们，也看不出比最倒霉的杨志能幸运到哪儿去。

在安全管理方面有个非常著名的原理，叫做瑞士奶酪原理，大致的意思是，多孔的奶酪切成片，每一片上都有若干孔洞，光可以透过去，如果这透过去的光刚好和第二片、第三片奶酪上的某个洞重合，那么光就能穿过第二片、第三片奶酪。安全管理方面怎么使用这个模型，这里不深究，反其道而行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整块奶酪上本来不存在透明窟窿，切成片之后不管每一片上有多少孔洞，叠合起来都必然是没有通道，也是不可能透光的。

为什么说这是块没有透明窟窿的奶酪？这得从全书的第一主角宋江说起。

宋江，几乎是史上最不招人待见的男主角。《水浒传》面世以来，骂声不绝于耳，到了金圣叹笔下更是登峰造极：歹人、厌人、呆人、假人、俗人、小人、钝人，几乎把能够想到的阴损恶毒字眼用了一遍，甚至专门修改剧情也要往这个本来就不白净的黑矮子脸上再抹两把锅底灰。宋江怎么就不招人喜欢？建国之后，学界对此有极精准的概括：革命意志不坚定，简而言之，投降派。

宋江可以说是一百零八人中最不愿意上梁山，也是最不愿意造反的一个。就像林冲到了牢城营仍然幻想着能有个出头之日一样，宋江曾经口口声声不肯上山，宁可被流放也不愿意选择和这个荒唐的世界彻底决裂，一直到被拉去街上砍头，连合法地活着都不再可能时，这才勉强同意“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跟林冲不一样的是，宋江上山之后，也仍然只肯落草而不肯造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边覆军杀将跟官军打破了头，一边还时时想着招安回到那个把他判了死刑的世界去，身在草莽仍然心向朝廷，完全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死忠。

如此的死忠，也被逼到了上山落草的地步，这就不得不提一下黄文炳这个关键人物。很多一知半解的读者常常会说黄文炳做的都是分内之事，甚至有人喊冤叫屈，说这是个忠于职守的好人，但是这个“好人”的“忠于职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从他举报了宋江的“反诗”。

所谓的“反诗”实际上又是什么？

宋江喝多了说胡话。

句子倒是合辙押韵，就是内容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既不知其冤他为谁，又不知其何故在浔阳江上也。”

退一万步，我们把这一通醉话当成是酒后吐真言，他也只是心里不痛快（所以只有写自己心里不痛快的几句是通顺的）。宋江是会造反的人吗？接上梁山都不肯入伙，老老实实去江州报到服刑，竟然会造反？造反之前还非得先写个反诗？喝了毒酒死到临头仍然害怕坏了名声，口口声声皇帝只是被奸邪小人蒙蔽了，这么个一辈子绝无反意的人，硬要给扣个反诗的帽子，分明就是世界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黑白颠倒的本相。黄蜂刺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精明的反派，更是麒麟皮下偶尔露出的马脚，是整个朝廷整个体制整个世界恶意的一种集中象征，总是被人念叨的老好人黄面佛则自始至终从未出现过。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皇帝不是王八蛋，宵小奸邪媚何人？

走街串巷举报别人的醉话，这种手段简直比东条英机翻人垃圾桶还要恶劣。众所周知，宋代不是个特务横行、文字狱成风的时代（施耐庵所生活的元代就更不是了），想要因言入罪办个大案，很难，把人整死更不容易。元丰党人一拥而上都做不到的，黄文炳一个在闲通判当然是门儿都没有，除非是把罪名往指斥乘舆而且情理切害上凑，宋江的醉话又无论如何都凑不上去，就要换个方向，往京城里的童谣上靠。拿童谣给人定罪，这在哪朝哪代都不能算是严肃的司法操作，拿开封的童谣去给一个在江西的山东人定罪，更是无论如何坐不实——因为京城孩子们的儿歌里说有个大概是叫宋江的，以后说不定要造反，我这儿手头刚好有人叫宋江，所以要预先拉去杀一下头，这成什么话？所以不管怎么样，先打一顿再说，打得疼了，要什么招什么。黄文炳的维护者们自然可以说，宋江最后真的“刀兵点水工”了，但这场刀兵明明就是黄文炳自己逼出来的，而且宋江“播乱”的第一个祭品就是他本人。为了反抗命运，最终却一手促成命运，古希腊英雄们的经典剧情，用在黄文炳这个既是小人又是小人物，不折不扣的“小”角色身上，简直是绝佳的讽刺。宋江这个人的格局和器量就像押司的前途，都不算大，虽然在江湖上迎来送往积攒出了不小的名声，但整天经营计算的都只是作为一个小吏，手上那点儿合法和灰色的收入而已。拿三国里一句话说，驽马恋栈豆，这是个拉都拉不走的角色，如果仅仅只是一通告密，他宁可在屎尿里打滚也不想把这事情闹大，拉去过堂毒打，也只是画押认栽，一直到弄出“预防性处决”这种异想天开的主意，最不想上山的也上山了——为如此“忠于职守”叫好的，可想而知都是些什么货色！

正是：

波兰犹太人泣血要求投票只选纳粹党

釜底鱼虾蟹举旗抗议只嫌锅里水太凉

重要角色的大幅度形象转变，一般会有一个仪式性的场景作为标志（不仅仅限于《水浒》）：在林冲，是打走了庄客抢酒喝（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风雪山神庙。至少在出庙门时，林冲的形象和前文仍然是比较统一的）。在鲁智深，是烧毁了相国寺的菜园子。在武松，是大闹飞云浦杀死四个刺客。在宋江，这一仪式是由李逵代为完成的。默许李逵把黄文炳烤着吃掉，这是宋江对这个坏到了肢脚尖里的世界怨毒的象征；恨不能食肉寝皮却终于不肯亲自动手，是他对这个混蛋世界仍然心存幻想的一种隐喻。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呼延灼的上山。如果说别的军官武将们是被生擒活捉、被使了坏，有不服的余地，那么呼延灼的剧情，就是彻底揭破了读者和呼延灼自己对朝廷对世界残存的一点幻想：你没被活捉，那就得回去继续送死，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下次，一次一次地送，反反复复地送，没完没了地送，送到死为止，然后慷慨激昂地号召别人像你一样地去送死。或者送到你被活捉为止，送到你不得不上山为止，然后义正辞严地高声质问你为何造反。读到这里，不仅让人为呼延灼这样的将门之后不平，也让整天“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的加班族们心有戚戚焉。

《水浒》的世界里，揭竿而起的不是一人两人，除了主角梁山和反派方腊之外，在书中露面的还有十位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起义军的内斗中撞得头破血流，这一点，就连梁山自己也未能幸免。

到了招安之后，走了十节度的老路，梁山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荒诞。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鲁智深、武松来说，这两个人物在性格上是豪放和缜密、仁慈和决绝的两个极端，在命运上却又极度相似：做官做不得，只好遁入空门（一个是假的真和尚，一个是真的假行者），空门藏不住，只好去做强盗，最后连强盗都做不得了，却要去做官，除了感慨造化弄人，可还有别的选择？电视剧版《水浒传》里，索性删除了鲁智深在征方腊一战里所有的戏份，让他早早隐退，这个改编删除了大量剧情，却让鲁智深这个形象前后更加统一，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命运中颠沛流离跌跌撞撞却像驴拉磨一样蒙着眼睛转了一周最后大彻大悟者，会在回到原地时还执迷不悟，非得随大流再起一回哄不可。武松的心思比鲁智深严密，遇事比鲁智深的顾虑更多，也因此比鲁智深离真正的觉悟更远，就必须等到亲眼看见梁山在内战中几乎流干了血，连同自己也成了残疾之后，才能真正放下他对这个世界的幻想，选择在六和寺终老，获得了梁山武将们奢望不得的高寿善终。

而幸存者们，只要对官场、对功名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几乎很难有太好的结局。小说里，经过施耐庵和历代书商的高抬贵手，残酷之余，总算放出了压箱底的一点点希望，勉强算是一百零八人中难得一见的亮色，而电视剧版，则秉承了施耐庵黑深残的一贯精神，让观众在“准奏”二字之后半晌缓不过劲来。被武松和鲁智深厌弃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初读《水浒》者往往被其中的血腥和阴谋惊骇，却对这背后真正的冷酷和残忍毫无察觉，这种《雷雨》式的残酷，被曹禺形容为“宇宙是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让读者坐在上帝的位置，看这可悲的世人落在名为命运的井底，朝着遥不可及的幻象伸出手去，拼命地挣扎，踩在别人的头顶和肩膀上，想让自己晚哪怕一分钟陷入灭顶之灾。在这个视角，《水浒》就不仅仅是一部社会悲剧，还具有了明显的命运悲剧特征，天罡们、地煞们、文士们、武将们、小吏们，他们一遍遍一次次地被摧毁了所有出路，一个个地上了梁山，一个个地战死、病死、被陷害死。好人死了，坏人也死了，痛快人死了，憋屈人也死了，闲散人死了，劳碌人也死了，这是个善人恶人都活不下去的世界，只有小人才能如鱼得水步步高升。麟凤龟龙销声匿迹，熊狮虎豹牛羊骡马纷纷倒毙，只有老鼠、苍蝇和蛆虫们在各种猛兽与不猛的兽们的骸骨之上吃得脑满肠肥。这种场景，我们可以在同样是老舍代表作的《茶馆》里找到：谨小慎微却又倒人不倒架子的松二爷饿死了。有钱有势想娶老婆的庞太监饿死了。坑蒙拐骗坏事做绝的刘麻子，被当成逃兵稀里糊涂砍掉了脑袋。敢作敢当的常四爷，风光一时的秦二爷，一心只想老老实实做个小商人的王老板，在破败的裕泰茶馆里撒起纸钱发送自己。只有宋恩子吴祥子这两条恶狗过得越来越滋润，甚至滋润到了儿子辈。儿子们不仅子承父业，连名字也都完全照搬父辈，舞台上甚至前后用同一演员，其实就是把同一个角色延伸到几十年后。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小人则从来不曾衰老。康大力去了西山，投了八路，算是勉强在这个绝望的深井里找到了一条活路，而施耐庵这样一位把残忍作为艺术经营的大师，给大家提出的是一个彻底无路可走的困境：

面对乱自上作的绝境，除了啸聚和归隐，可还有第三条路存在？铁屋子里睡醒了，又当如何？

金圣叹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才会做出腰斩《水浒》这样煞风景的举动。

恩格斯说：人在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时，就会寻求精神的解放。

虽然被一代又一代道学家们诽谤，被一代又一代伪君子们禁毁，在禁毁不得时甚至会有俞万春跑来作践，但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朝廷倒了一代又一代，道学先生死了一批又一批，《水浒》仍然是《水浒》。

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序言里说，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女子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得不到解决，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

只要人们的头顶仍然有着压迫，只要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存困境仍然存在，人们就会想起《水浒》。

施耐庵是以不朽。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梁山受招安。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出兵平方腊，鲁智深圆寂，武松于六和寺出家。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卢俊义、宋江、李逵遇害，花荣、吴用自杀，宋徽宗梦游梁山泊，从此终于可以睡个好觉。

距离靖康之变还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