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楼诚) (江城子朗诵)

江城子(楼诚) (江城子朗诵)

昨夜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苏轼

明楼是在跟阿诚分开两年后彻底失去了阿诚的音信的。那是1960年的冬天，他往兰州阿诚劳改的地方寄了一封信，隔了很久才收到回信，管教干部刘群喜把拆开过的信封递给了他。

明楼拿到信封的时候心里一跳，那个信封他太熟悉了，那正是几个月前他寄出去的那个，正面写着“明诚收”，那是他自己的字。他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是陌生的字体，十分潦草地写着“查无此人”。他寄给阿诚的信被退了回来。

明楼一时有点慌了神，他拉着刘群喜问：“怎么会查无此人呢？之前明明还回了信的。”

刘群喜有点诧异他问出的问题，但还是耐心地跟他说：“说不定调去了别的地方，没登记好，信就没寄过去。”

明楼沉默地看着手中的信封。刘群喜又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多想，去工作吧。”

明楼只好拿着信回到了他们木工组的房间去。他心神不宁地刨木头，好几次差点把自己的手指削掉，同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右派看不下去，叫他先去一旁休息。他这才来得及把信从身上掏出了，又细细地看了一遍。

里面只有一张信纸，写着

“弟 阿诚：

我在此处一切安好。北方入冬渐冷，你需保重身体。另寄二十斤粮票，如有他需，来信告知。

兄 明楼”

他们这些劳改犯和右派的通信都是要被打开检查的，所以信里除了报个平安和嘘寒问暖外也不便多说什么。当初明楼寄的时候信封里还装了二十斤的粮票，如今也不知所踪。

他又把信纸和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期望能从信纸上找出来点什么关于阿诚的蛛丝马迹，然而最终得到的仍只是那行潦草的“查无此人”。他有点不安。管教刘群喜说可能是阿诚被调走了，明楼当然希望是这种可能，但是他从刘群喜欲言又止的神情里读出了另一种可怕的原因。那就是阿诚也可能已经死了。

想到这一遭，明楼的头又疼了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耳鸣伴随着一种令人恍惚的眩晕感。于是他赶紧跑到院子里的水缸边上，舀了一瓢凉水给自己洗了个脸，并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八成是因为登记的原因才没把信寄到阿诚手里，假如阿诚死了，那么退回来的信上面该写着这个消息。然而现在只是“查无此人”，那么一定是因为登记的原因才没把信寄到阿诚手里的。

明楼是在1958年被送到青海刚察县劳改农场的。建国之后他跟组织上对接了工作，之后留在上海市的财政部继续工作，又在大学里面兼任了个教授的职务，讲经济学。阿诚跟他同个单位，办公室楼上楼下。两人每天同出同进，外人只道他们是亲兄弟。起初多数人只晓得明楼在经济方面颇有能力，而阿诚又是他保举才在财政部谋职的，看阿诚的眼光不免有些轻视。然而阿诚的工作能力不久之后就显露出来，上面委派下来的任务他样样处理的漂亮，为人又聪明玲珑，很快就摘掉了“关系户”的帽子。

1957年的时候党内开始整风运动，上面下了指示说要大鸣大放，单位里三天两头开会，要求同志们提意见。一开始响应的人不多，但有人做了第一个，很快大家都参与进来。

明楼跟阿诚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那个鱼龙混杂、波澜起伏的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复杂的斗争给了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1957年的春天，鸣放运动在全国上下一片火热，但是明楼却感受到了一种山雨欲来的前兆，于是他们尽力在大鸣大放中保持了沉默。他已经53岁了，只想和阿诚安稳地度过余生。

果然到了57年的夏天，风向变了。清算开始，很多曾经提过意见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单位的宣传栏上、墙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有不少人被停职，一时间人心惶惶。

明楼跟阿诚在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见了第一张攻击明楼的大字报，白色的底，鲜红的字，贴在单位门口最醒目的位置，“走资”“右派”几个字被人专门写大描粗。明楼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大字报上主要是攻击他住行奢侈，他在脑袋里迅速地盘算着要不要把明公馆捐给单位。阿诚挤开围观的人，一把撕下了那张大字报，他有些生气，斥责道：“这完全是污蔑。”

明楼没说话，到了办公室就吩咐阿诚去拟一份房产捐赠书，以明诚的名义，把明公馆捐给政府。并且收拾一些大姐的遗物和明台留下的东西到汇丰银行存进保险柜里，家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一并捐了。

阿诚不情愿，但是明楼让他立马去做。

没过两天，明楼被财政局的局长叫去谈话了，叫他暂时把工作交接给另一个人。当月的集体大会上，明楼遭到了批斗，那些平时看起来和善友好的同事们跳出来挨个检举他，有人说他带的是洋货手表，崇洋媚外；有人批斗他西装革履，说他“脱离劳动人民”。

阿诚也被叫去谈话，领导要他检举明楼的走资行径，阿诚挑了几样不痛不痒的事情交代上去。很快，1958年初，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明楼和其他二十六个人被划为了右派，而明楼因为问题严重被划分为极右分子。几个武装警察进了会场，用绳子把右派分子的手绑起来带走。

明楼挥开了身旁的两个警察，站起来说：“我自己会走。”他身上有一种凛冽而隐忍的杀伐气，那两个警察沉默地跟在他身后，没有用绳子绑住他的手。

阿诚坐在位子上与他对视，他看见阿诚的眼眶红了。然后他便出了会场的门，上了警察开来的车。

明楼和阿诚就这样匆匆分别，分别前两人最后的对话是早上出门时，阿诚帮他把衬衣的扣子系好，问他中午想吃什么，明楼回答：“下班再看，一起去市场。”

他们都知道，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当初他们表面上是为汪伪政府工作，还有一重国民党的身份，这件事如果被人抓住追究，那么性命都将难保。如今明楼只是被划分为右派，想来已经是上面有人保他的缘故了。

两天后，明楼被送去了青海刚察县的农场。刚察县地处祁连山脉中段，气候寒冷，一年中好像有大半时间都是漫长的冬天，那里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明楼在那里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每个月只有三十斤粮食，每天吃的饭都是飘着几颗菜叶子的糊糊，于是身形很快消瘦下去。

右派们住在破旧的土胚房里，十多个人一间，一个长长的土炕上被子一床挨着一床，屋里到处都是灰，没有人有心情去收拾。他们每天从早劳动到晚，还要想着怎么熬过寒冷的时节。

农场的管教干部刘群喜是一个山西的农民，建国前参加过解放军，他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明楼来到农场一个多月，因为水土不服加上过量劳动与不能填饱的肚子，病倒了，那一次他差点丢了命，是刘群喜连夜跑了十几里路为他请来了医生，保住了命。明楼很感激他，他把自己带来的香烟都给了刘群喜，只留了一根，做个念想。

刘群喜是个好人，他很照顾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右派。而明楼也愿意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或者是阿诚寄来的好东西，送一些给刘群喜。在农场里与管教干部处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往往可以受到一些优待。木工组有个右派病死了，刘群喜就把明楼暂时调去了木工组，木工组的活相对轻松，明楼学得很快，于是也就这么留了下来。

阿诚因为当初捐了明家公馆，在明楼被批斗时得以暂时躲过一劫。但是到了1959年，有人向组织秘密告发明诚和明楼之间有不正当关系，组织上让阿诚交代事实，并且和明楼划清关系。阿诚只咬定两人是兄弟，告密的人没有证据，这事也就无法追究。但是阿诚不愿意和明楼划清关系，他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劳改农场的状况，如果他和明楼划清关系，无法再给明楼寄粮票和吃的，那么明楼很有可能会饿死在那里，阿诚不能这么做。

1959年7月，明楼收到阿诚的信，信里说自己要离开上海，去兰州接受思想教育。信封里还夹着他的新地址和70斤粮票。明楼不知道阿诚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粮票的，可能是他自己全部的积累。阿诚在信里没说原因，但是明楼隐约知道，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明楼心里很气恼，气自己连累了阿诚，也气阿诚不知轻重。他不能一下把粮票寄过去，阿诚一定会不要。所以他留了些能够维持自己生命的粮票，把剩下的攒着，每次寄信都给阿诚寄去一点。

很多个寒冷的让人颤抖的夜里，他借着透窗而过的月色，悄悄地把阿诚寄给他的信拿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阿诚的字很端正峻秀，明楼还记得阿诚小的时候自己教他写字，小孩的手还握不稳钢笔，他便握住他的手写，一笔一划，写了一个“国”字，又写了一个“家”字。

那时候阿诚刚刚离开桂姨，在明家人面前还有些拘谨，他被折磨的小心翼翼地生活。他练了很久，写了一整张明楼的姓名，背面是他自己的名字“阿诚”，工工整整的拿来给明楼看。明楼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在纸上写了“明诚”二字，温和地看着他说：“阿诚，从今往后你就姓明，这里就是你的家。”

他记得阿诚一开始写字的时候喜欢模仿他的字体，后来逐渐写出了自己的笔锋。就像那么多年过去，阿诚也逐渐成长，活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成为了能和他并肩作战的人。阿诚不是他明楼的影子，阿诚长成了和他不同的样子，他也很喜欢。

明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就被他们送出了国去继续念书，偌大的明公馆里面只住着他和阿诚两个人。他有时对于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恍惚，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脱离了那些阴诡欺骗的生活。在猛然惊醒的夜里，他摸到身边那具熟悉而温热的躯体，听着他熟睡的呼吸，才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暖色的光，能够让自己安然睡去。

但现在当他再醒来，身下是又脏又硬的土炕，身上盖着被子却仍觉得潮而且寒冷，他把阿诚的信贴在胸口，这样才能勉强给自己一些熨帖的温度，和活下去的希望。

可是现在他失去了跟阿诚的联系，寄出去的信被退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

他有一段时间失去了在这个鬼地方继续活下去的斗志，但是他又说服自己振作起来，他至少也要去兰州看一眼阿诚劳改的地方，所以他必须活下去。他尽力到处去打听阿诚的下落，可是没有得到一丝线索。

1963年，明楼所在的刚察县农场调来了一个兰州的右派，叫陈山石。明楼向他打听阿诚。陈山石眯着眼睛回想了半天，问他：“你说的是一个上海人不是？”

明楼说：“是的，是的，上海人，今年该有五十一岁了。他的眼睛很好看，您要是见过，一定该有印象的。”

陈山石说：“我认识他。我在明水农场的时候曾经跟他住在一个窑洞。他家里好像说还有个大哥和一个小弟。你是他大哥？”

明楼觉得嘴巴有些干，他点了点头，望着那个右派，期望能从他的嘴里听到一些好消息。

那人脸上露出痛惜的神情，告诉他说：“阿诚死了。”

阿诚是1960年从原单位被调去了明水农场，明水的情况太吓人了，每天都有人饿死，阿诚夜里饿得不行，跑出去在戈壁滩上捋草籽，遇见了狼，但是他却活着回来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独自战胜那只狼的，他浑身是血的回来，叫醒了快要饿死的陈山石和另一个右派，带着他们去戈壁滩上，狼的尸体稍微的填饱了他们饥饿的肚子。

但是没过两天，阿诚被管教干部绑了。那个管教是个作威作福的小人，阿诚不喜欢巴结他，他就时常针对阿诚。他不知道如何挖出来了阿诚带血的衣服，一口咬定一个失踪的右派是被阿诚杀了。其实农场的右派们都知道，那个失踪的人八成是自己逃跑了，是管教想要借此整一整阿诚。

阿诚当然不会接受这不存在的罪名，于是他就被绑了去关禁闭。关禁闭就是把人扔在透风的地窖里。戈壁滩上零下十几度的冬天，阿诚被捆着手脚关了三天，没吃没喝，管教不让人把他放出来，最后陈山石他们把他拉上来时，人已经不行了。没过两天，就病死了。

明楼紧咬着牙关，从喉咙挤出一点声音：“你确定吗?

陈山石拍了拍他的肩膀，不再说话，答案不言而喻。

明楼感觉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在胸中聚集，他想要立刻到兰州去，杀了害死阿诚的人。但是就在要动的一瞬间他感到自己好像被抽掉了骨头，浑身无力，一步也迈不出去。

很多杂乱的念头和琐碎的事情在明楼的脑海里翻来滚去，折磨着他的神经，明楼想起来他和阿诚分开之前最后的对话，早上出门时，阿诚问他，中午想吃什么，他说：“下班再看，一起去市场。”

明楼还想到，他和阿诚不是没有出国的机会，梁仲春早就跑到国外，打点好了一切，只要他们愿意去，梁仲春还是愿意帮忙的。但是建国初期处处百废待兴，所以他选择了留下来，为他所热爱的、战斗过的这片土地再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学识。阿诚也留了下来。然后他们一起又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黑夜，而阿诚死在了这样寒冷的夜里，没有等来真正的黎明。

那种熟悉的耳鸣感又出现在明楼脑中，他觉得脑子里在嗡嗡的响，这种噪音大的让他无法思考。

阿诚死了，他的阿诚死了。而他甚至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1958年的分别，竟然就是永别。

1974年，组织上澄清了明楼的问题，为他平反，他得以离开了青海刚察，那时明楼已经七十岁了，他在青海刚察度过了16年时光，回到上海，政府恢复他在大学中的教授职务。1975年，明楼带着两个学生，去了兰州。他找到明水农场旧址，四处打听阿诚被埋在了哪里，以前在农场中工作过的一个人带他来到了一片荒凉的戈壁滩。

“明教授，当时死的人都被埋在这儿了，因为大家都饿的没有力气，所以也没有一块记录名字的碑。”

明楼静静地站着，他已经是个老人了，而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劳动，但是他的脊背依然挺的很直。他望着这片土地，深秋的戈壁上远远近近立着几棵没有叶子的树，树枝弯曲疏阔，周围零星的长着几丛枯草。明楼喃喃地说：“阿诚，我来看你了。我们回家吧。”

远处长河落日，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在这样的晚霞里，明楼跪了下来，把脸埋进自己的手里，终于无声的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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