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人物志系列第二十八期--新桂系黄绍竑
军阀人物志系列第二十八期--新桂系黄绍竑
在新桂系三杰中，李宗仁和白崇禧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而黄绍竑之名一般不为人所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一是由于分工不同，李、白二人一般是对外用兵和联络沟通的主力，黄绍竑基本是在广西理政发展实力，就算是新桂系初期也是基本出谋划策少有直接指挥战斗的；其二是新桂系在1930年出现过一次分裂，黄绍竑基本是主动脱离桂系，远离军事斗争，全身心投入理政一事；其三是之前我们所说过的，新桂系三杰代表的广西省内势力为李、白二人为桂柳系，黄绍竑为白话系，整体来说白话系当时偏弱；其四是黄绍竑本人性格所致。但是在桂系之中，黄绍纮才是狠角色，粤桂军人都服他的，李宗仁、白崇禧都是他推上位的，黄绍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凡的政治谋略和冒险精神，同时还有极强的理政本领。三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李稳重而察时局，白多谋而无远见，黄远谋而不审时。
黄绍竑基本情况
黄绍竑（1895年12月1日－1966年8月31日），又名绍雄，字季宽，广西容县珊萃村人，新桂系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去世。
（这个广西容县是个好地方，容县无论地域还是人口，都是个小县，但它却向现代历史奉献了一大群名人战将。老百姓有俗称“九军十三师”的国民党将领，据有关方面统计，少将以上军衔的有80多人，其中上将9人、中将18人，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黄绍竑、黄旭初、叶琪、何柱国、夏威、韦云淞、罗奇、苏祖馨、马晓军、李本一等。）
189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五日）生于容县一里(现黎村镇)珊萃村。他的家族为容县望族，父亲黄玉梁为举人。
1903年，黄绍竑入族立珊萃小学读书。
1908年，兑泽高等小学就读。
1910年春考取桂林陆军小学第四期。黄绍竑在陆小耳闻目睹均为当时在桂林的新军人物。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72烈士成仁的消息传来，他和别的青年学生很受震动，于是和同乡夏威等人组成小团体，定期聚会商议大事，并决定暑假去广州湾运军火，因父亲发现制止而未果。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陆小学生组织敢死队随军北伐，黄绍竑参加并任班长，之后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1915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步兵科。
1916年冬毕业后回广西陆军陆荣廷部第1师任排长。
1917年夏，广西当局以马晓军为营长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在营中任连附，次年升连长。
1921年马晓军被委为田南警备司令，将模范营等部编为4个营，黄绍竑任第1营营长，并被派往东兰剿匪，战功显著备受称赞。此后，马晓军部分为两个统领，黄绍竑任第一统领。不久因第二统领白崇禧足伤，所部皆为黄绍竑一人统率。黄绍竑奉命率部驻守南宁，继而转向灵山，马晓军往北海、广州。黄绍竑听说马晓军往广州不再回来，便将“马”字军旗改为“黄”字军旗，并拟率部回老家容县休整。途中驻玉林的粤桂边防军第3路司令（后自称广西自治军第2路司令）李宗仁邀他率队合作，走投无路的黄绍竑立即决定“带资入股”，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也改写了一部广西民国史。
1923年2月，黄绍竑欲乘两广政局纷乱图谋向外发展。李宗仁大度地同意了黄绍竑的请求，临别时还表示，如果失败，欢迎再回来。令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黄绍竑率部开往梧州时，却一下子拖走了他手下的两个营。李宗仁气得七窍生烟。李宗仁冷静下来，长叹一声，大度地说：“拉走就拉走吧，好歹也是兄弟一场，如果打起来，两败俱伤，让沈鸿英坐收渔人之利就不划算了。再说，以后和季宽（黄绍竑字）也好见面，不至于成了冤家死对头。”此番举动。令黄绍竑大为感动，这为他日后心悦诚服地充当李宗仁的智囊并坐上桂系第二把交椅，埋下了伏笔。从此，他逢人就说李宗仁“宽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真使我感佩万分”。
1924年定桂讨贼联军击败沈鸿英、陆荣廷部，占领桂林；7月击退入桂滇军唐继尧、龙云部，实现广西统一。
30岁是的黄绍竑刚当上省长
1925年9月就任“广西民政长”（即省长）。从此，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
1924年11月作为李宗仁的代表去广州商谈两广统一事宜。
1926年3月，广西军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同年6月，黄绍竑任国民党广西省务会议主席。
1926年6月下旬，李宗仁率军由桂林向湖南出发参加北伐，黄绍竑留守广西，致力于广西的建设工作。
1927年5月，广西省政府改为委员制，黄绍竑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
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7月6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应李济琛之请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编组了第15军，9月兼任第15军军长，奉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之命，指挥黄旭初、吕焕炎两师迎击叶挺、贺龙的部队。1949年黄绍竑同朱德总司令见面时，朱德对他说：“以前同你的部队在筠门岭那仗打得很厉害。”
1927年10月，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打电报约黄绍竑到广州，准备暗算他。黄绍竑因得知情者报信，化装潜逃香港而幸免于难。12月，率部与陈铭枢、徐景唐部击败张发奎部,进占广州。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战败。整个桂系仅剩余黄绍竑留守广西军队，李白二人逃至香港。11月李、黄、白重返广西，并与张发奎联合反蒋。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由于黄绍竑舍不得军队出广西。导致反蒋再次失败。黄绍竑因此脱离桂系，离开军事斗争。
1931年11月，黄绍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31年春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1933年春改任北平国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
1933年夏，内蒙古发生自治运动，为制止分裂行为，国民党中央派黄绍竑宣慰内蒙，并初步解决了内蒙自治的问题。此后，黄绍竑甚欲远征开发新疆。蒋介石先是予以支持，但当他到兰州筹备工作时，蒋又制止，要他即回南京。黄绍竑一气之下往庐山游山玩水。
1934年10月，蒋介石任黄绍竑为浙江省主席。
1936年11月底，黄绍竑被调任湖北省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黄绍竑毅然肩负起了这个责任，受命后，他在数日之内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出了初期对日作战的计划送蒋介石。日军展开战事后，在华北向山西进逼。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并与阎锡山洽商以后的处置。黄绍竑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陪同下，到雁门关去见阎锡山，共商山西抗日大计。9月22日，黄绍竑和阎锡山在太原岭口会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黄绍竑视察山西完毕后，回南京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1937年10月蒋介石任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阎锡山作战。在娘子关，黄绍竑指挥孙方鲁、冯钦哉、曾万钟、刘伯承的部队及特务团等共万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阎锡山在太原与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作战部署问题时，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黄绍竑与周恩来到山西作战计划交换了意见。10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来到黄绍竑的驻地寿阳县半月村会见黄绍竑，对东线的作战提出了许多建议。
1937年12月，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
1946年春，他对蒋介石加剧敌视共产党军队更为不满，亲往重庆向蒋介石辞职。
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黄绍竑任监察院副院长。后李宗仁选副总统，黄绍竑全力协助。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后，黄绍竑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会谈和平事宜。
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3月底，国共两党决定派代表和谈。黄绍竑为国民党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和谈方案形成后，黄绍竑被推举为代表带条款回南京请示。李宗仁、白崇禧最终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一心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导致和谈破裂。
1949年8月13日，黄绍竑、龙云、贺耀组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脱离国民政府，投向人民阵营。
1956年3月5日，民革举行三届一中全会。黄绍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58年罢免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958年12月黄绍竑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
1966年8月，“xx大革命”席卷全国。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就在这一天，黄绍竑被迫自杀。
1980年6月27日，已故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过复查，得到改正。甘祠森代表民革中央向他在京的亲属正式宣布改正决定。
1980年12月31日，在政协礼堂为黄绍竑举行追悼会。
总结来说黄绍竑此人为新军阀，他和李、白二人一手缔造了近代史上新桂系的传奇。而他的成就却远高于此，不管是治理广西时恢复民生，发展经济教育，把广西治理成为近代军阀混战中的模范省；还是主政浙江、湖南发展工业，抵抗日寇。都是在另一个层面，一个超脱了军事斗争的层面将自己的为国为民的思想注入于行动与实践中。而且后期为寻求国家和平，而为之努力，建国后又积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黄绍竑是个颇有才识谋略的军人和政客，譬如在生擒沈鸿英部将冯葆初这些的故事上显得很有胆识。纵观黄绍竑的性格和思想变迁，他们那种悲悯情结大中国主义，更适合做技术官僚，而不是搞政治斗争。所以人民网曾评价：黄绍竑的一生，是致力于和平的一生。他英勇善战而谋略过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目光远大而成效卓著，他大半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竭力调和蒋桂矛盾、坚决反抗日本侵略，颇具政治家的思维和眼光，颇具外交家的智谋和手腕，令人敬佩、令人怀念。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谈到黄绍竑时这样写道：“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咀村人。生于书香之家， 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这短短几句话，便把黄绍竑的突出优点和长处给点出来了。在李、黄、白三人中，黄绍竑是以富于政治谋略和冒险精神而见长的。他的这个优点和长处，对于新桂系起家和统一广西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同样也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黄绍竑，要是没有黄绍竑的政治谋略和冒险精神。也许也就没有李、黄、白新桂系。
但黄绍竑也有缺点，就是平时处事私心过重，缺乏李宗仁那种宽宏大度、大公无私的精神。同时他做事往往只讲目的不择手段，譬如为了取得梧州而不惜伪投名声很臭的沈鸿英，为了打倒陆荣廷而主张与沈鸿英合作，这虽然是一种智慧和谋略，但为正统所非议。
理政恩民
执政广西
在1925年广西基本统一后，黄绍竑作为广西省长，基本就开始了全广西治理民政的工作。
在县政方面，成立广西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他自兼所长，招收学员管教，培养行政管理人员。成立县长考试委员会，他自兼委员长，各厅长为委员，进行了一次县长考试。这时广西还有许多地方未设县，黄绍竑于1928年初下令将忻城土司改设忻城县，太子、安干、下雷三司，并置雷平县，上龙及金龙峒两土司，并置上金县。于桂林良丰创办村政学院，培植县政基层干部。
教育工作是黄绍竑此时业绩特别显著的一个方面。一是，于1928年5月间，通令全省有瑶苗县份县长，必须参照前清平乐知府欧阳中鸽创办瑶学的计划，办理瑶民学校，使瑶苗子弟得到教育，这项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二是，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决定全省的田赋增加一倍，充作教育经费。此时田赋较轻，人民也觉得教育重要，所以都很赞成。
特别是，黄绍竑于此时主持创办了广西大学。1927年冬，黄绍竑在省府会议提议创办广西大学。有人认为广西的中等教育尚未发达，似不宜办大学。但是黄绍竑觉得，一个省里面，没有一所大学，以领导促进文化的责任，总是一个缺憾。当时广西的学生要进大学，非到广东或北平、上海不可，既不经济，也不体面。所以黄绍竑不顾别人的议论，径行决定，成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他自任委员长，委任教育、财政、建设各厅厅长及省内外桂籍有名望的人士为委员。由省政府即拨100万元为建设费，50万元为设备费。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因这里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也可溯西江而直达（这里也是黄绍竑进兵梧州的登陆地点）。1928年3月，黄绍竑亲自到梧州举行奠基典礼……9月，大部分建筑已完成，于是聘马君武博士为校长，盘珠祉硕士为副校长，于9月13日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招收学生280余人，内分农学院、理工学院及矿冶专科。抗战后，校舍一部分被敌机炸毁，乃分迁桂林、柳州，并由省立改为国立。黄绍竑每到桂林，校方必请去作演讲。
蒋某人与黄
在交通、市政、工业建设方面，黄绍竑以伍廷竑为建设厅厅长负责抓具体工作，成效令人刮目。陆荣廷、谭浩明的旧桂系时代，广西的公路只有南宁至武鸣50余公里和龙州至镇南关50余公里。黄绍竑抓广西建设首先从发展交通着手，制订了建设全省公路网计划，然后大力实施。从1928年到1929年仅两年的时间，全省建成通车的公路长5000多里，比同期全国任何省都多。在市政建设方面，重点抓梧州、柳州、南宁、桂林四市的旧城改造和扩建，使四市的街道陡然变得宽阔整齐，平直亢爽。当时没有一个省能相比。工业方面，创办了70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农业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种植桐树。黄绍竑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10株，并列为县长的考核成果之一。全省公务人员均须身体力行，还专在南宁设了一个公务员桐场。
在财税方面，黄绍竑比较突出的成绩是整理财政方针和创办烟草专卖，征收火油税。整理财政的方针主要内容有：采用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的平衡原则，即政府为进行各种建设，不能不有新的支出，而这种新支出的来源同时亦须顾到民众负担的能力与收入高低的限度；实行全省一次征税，裁撤重复税卡，停止重复征税；废止不正当不名誉而害民之收入；实行专卖及保护税等。在实行专卖保护税中首先由纸烟做起，将进口的纸烟一律交政府贴从价百分之七十的专卖印花，再交烟商分销出去。英、美烟草公司不满，派代表质问黄绍竑，并说他们的烟在上海已纳了税，不能纳第二重税。黄绍竑说：“卷烟专卖，各国都有此法，即使没有先例，我认为这是财政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你纳的是上海税，我收的是广西税。”英、美烟草公司对黄绍竑的这种近乎强词夺理的态度毫无办法，只好自动撤退。黄绍竑于是创办广西的烟厂，生产两个牌子的香烟，索性对纸烟改收保护税。在对火油征税中，外商火油公司亦对黄绍竑提出抗议，并要求国府命令制止，黄绍竑仍不予理会，只在税率上减轻一半。黄绍竑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两次对外国商人交涉的胜利，固然由于我蛮干的结果，同时也因为那时候香港发生罢工风潮，汉口发生交还英租界的问题，大英帝国对中国革命政府让步了，所以我才‘见风使舵’，给他们一个硬干，得到了胜利。可见一个国家的外交，确是需要民气和国力做后盾的。”
税制改革上，注意整顿和改革工商税制，先将土药税及赌捐分别改称禁烟罚金和防务经费。1926年开征卷烟类及色酒类用户特捐、煤汽油特税、内地税。1927年成立税务整理委员会，整理改革百货统税、盐税；停征重复征收的统税特种税、濛江饷捐、长安勇饷捐、厂税、练兵经费、护商经费，开征百货饷捐、船捐(后改为船舶牌照费)。1928年，卷烟类及色酒类用户特捐改征卷烟督销费、酒类特捐(后改为洋酒类税)；办理火柴统税和卷烟统税(后卷烟厂停办而停征及商业牌照费。
第一排左二
治安民政方面，在统一的当年便恢复了南宁警察厅。次年(1926年)，南宁警察厅改为南宁公安局，属民政厅领导。民国17年(1928年)，于全县、百色、龙州、桂林成立县公安局。梧州、柳州2个商埠设商埠公安局。以上所立4个县公安局由民政厅领导。商埠公安局亦隶属于民政厅。
广西境内河流纵横，水路线长。河道地区经济发展特别繁荣。然而，“盗贼出没不定，劫掠时有发生，为“肃清河道，保卫治安”，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便于民国14年(1925年)在南宁、梧州、柳州要地设立水警署，隶属陆警，暂时维持水上治安。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中央内政部下令各省民政厅整顿水警。随着各地陆警次第成立，各区水警亦先后恢复，警察组织机构日趋繁杂，为进一步管理好警务机构，新桂系广西当局于民国17年(1928年)颁布省内各级警察机构组织编制法。民国18年(1929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了省警务处组织法。这一时期的警政大体上是沿袭北洋政府时期的体制，只是颁布了新的警务处组织法，在隶属关系上改变了警务处清末以来直辖于省长的体制，使警察机关得到有效管理，也使各地警察机构联络灵活方便，统一指挥，监督有力，组织系统更趋完善。然而，这种局面只持续到民国19年(1930年)，由于爆发了蒋桂战争，警政发展暂告一段落。
主政浙江
黄绍竑曾三度主政浙江。前两次，他的任期总共不过一年多；“八一三”淞沪会战落幕，当日寇铁蹄横虐，京（南京）杭危在旦夕，黄绍竑又被蒋介石紧急点调浙江，这一次他干了整整八年。由于抗战形势严峻，一切以抗战为主核心，主政浙江主要也是以发展战时经济和军工业为主。他在那段至为严峻的年月里，不避艰难，以一省之长，聚合民力，发愤图强，奇迹般地开拓了浙江的抗战兵工业。
黄绍竑到浙江还没待满20天，南京和整个杭嘉湖地区即告沦陷，战火直逼钱塘江南岸。黄绍竑只来得及在杭州组织了最后的市民大疏散，悲怆地听着截断钱塘江大桥的惊天爆炸，而后“一步一回头”，与省府留守人员一道，转移至浙中腹地永康近侧的方岩，以此作为临时省会。甫一安顿，黄绍竑就着手搭建新的省府班子。他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精英人物，如王先强、严北溟、黄祖培等，都安排到重要的省直机关（民政、财政、建设等厅）及基层县区担任厅长或县长；经由他们，又延揽了一批左倾人士、进步青年乃至共产党员。一时间，浙省上下新人济济，颇有一番蓬勃生气。
1938年2月，浙江省府扩大会议表决通过了由黄绍竑亲自拟订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在中共浙江地下党组织、包括（武汉）长江局派来干部的直接参与下，酝酿产生的。它将“振刷精神，砥砺民心，培养实力，抗敌自卫”，确立为全省“一切努力之总方向”。《纲领》一经浙报刊布，武汉等地的传媒立刻以显著位置纷纷转载。其时，中央政府尚未制定此类纲领性的战时施政方略，而浙省率先创行，国中之反响自非一般。紧跟着，黄绍竑又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一系列动作：他在兰溪，招募流亡的爱国师生组成“战时政治工作队”，并督促各县仿效，深入乡镇，广泛宣传抗日；在丽水和武义，分别开办了“战时政工人员训练团”、“战时青年训练团”等常设机构，大量培训军政骨干，分遣急需岗位；在金华的成美女子中学旧址，黄绍竑亮出了“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的牌子，把从杭嘉湖撤退下来的省会警察队、内河水警队以及卫士营集中起来，加上绍兴、诸暨、余姚等地的民团，统一改编为省属的抗敌自卫武装（黄自兼总司令），配合第三战区驻浙部队（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布防、除奸，展开敌后游击战。
抗日自卫团成立后，一个迫在眉睫的严重困难，便是武器装备极端匮乏。八个支队现有的械弹，不但数量少得可怜，大半皆是些老掉牙的土家伙，而且几乎没有补给的来源。战前，浙江地方工业羸弱，军工制造更是近于空白。现在欲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武装起来，向驻军求援，毕竟杯水车薪，惟一的解决之途，只能是在一片白地上从无到有地尽快开辟浙省自主的兵工业。然而，接踵而来的难题，比他估计的还要严峻得多：要造枪支，做弹药，首先必须有机器。可浙北沦陷之前从杭州、宁波仓猝抢运至金华的一批机器，检查下来，绝少胳膊腿齐全的，勉强能开动者不足30台。不仅机器形不成配套的生产线，就连起码的原材料也没一丁点儿，根本无从***弹。面对困难，黄绍竑没有动摇。他一边物色了敢啃硬骨头的黄祝民出任兵工厂厂长，把那些残缺不全的机器和流落各处的金工技师，陆续归聚到丽水西南的大港头，撑起了兵工厂（定名为“浙江省铁工厂”）的雏架；一边让财政厅长黄祖培设法调整税目，开源扩流，增加省府的财税收入，为兵工厂去沪、闽、赣、港（香港）等地寻购机器零部件及原材料，提供资金。
没有人，黄绍竑便亲自上阵研制机枪、步枪、手榴弹，仿制各种枪械，创办三家兵工厂，动员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与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协调共同抗日，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的好评。在抗日战火中，黄绍竑仍十分重视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了“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并创办了浙江英士大学。对科学方面设立奖学金，他自己也亲自搞科学发展以带动全省。
为了迅速扩大武器产量，1939年春后，铁工厂又于周边的小顺、石塘、玉溪，渐次兴建分厂，并实行专业化生产。前两处重点****、机枪、迫击炮，后一处主要加工手榴弹、枪榴弹等爆炸品。这四个厂合称“浙江铁工总厂”，“拥有四千多的员工，上万眷属，哪一地的方言都可听得到”，机器总数超过1000台，尽管经常有日军飞机的空袭骚扰，铜、铁、焦煤等原材料的外购路线也不时遭遇敌人的封锁拦截，但铁工总厂坚韧不拔，众志成城，每个月依然可以生产1000多支步枪、50多挺机枪、五六万枚手（枪）榴弹和若干门迫击炮。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黄绍竑把铁工总厂研制的几种新式枪弹带到会上，邀请与会将领观摩实弹演示。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见黄绍竑短短两年，在那样艰窘的条件下建树不凡，暗暗折服，便打趣地说：“黄季宽，你已经变成军火商人了，是不是想向我们推销生意？”黄绍竑大笑着回答：“在抗战时期，自己能制造一些军火出来，不要再买外国货，也是很值得做的买卖呀！”
黄绍竑深信自己重执浙政以来，排难破阻，建武装、搞兵工，没有背悖“师事勾践”的初衷，是在恪尽抗战中每一个爱国者应尽的匹夫之责。他不能忘怀前不久与周恩来的两度重逢——上年年底，黄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会下，他在神仙洞的李济深寓所，同周恩来不期而遇，在场的还有冯玉祥、李宗仁以及中共的秦邦宪、叶剑英等。黄略述浙事。冯玉祥快人快语：“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感叹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右翼势力蓄意与共产党闹冲突），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并表示欲“到浙江看看”。3个月后，周恩来果真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莅浙视察。黄绍竑等陪同周恩来参观了铁工总厂的生产线，查看了工人宿舍和大食堂。临别前，周对浙省报界发表“巡视观感”：“本人此次来浙，纯系访晤黄主席，途经淳安、桐庐、于潜、萧山、绍兴诸县，印象殊佳。此前察访后方，行踪所到，每嫌抗敌阵容散漫，民气奢糜，及履浙土，不由不令人心折。民众抗战情绪紧张，攻势政治，有条不紊，各般情形均较邻省出色……”
然而，黄绍竑在浙江致力抗战的种种行为，终究还是越来越深地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于是，彼辈便联起手来，同黄绍竑分庭抗礼，不单在省临时参议会上对黄围攻发难，甚至直接运动到蒋介石跟前“告御状”，企图将黄从浙江轰走。1940年夏天，蒋电令黄绍竑把浙江各县区的政工队，全部划隶黄埔派控制的省三青团“统一领导”，原来的“战时政训团”、“青训团”一类机构，皆行解散；下一年，又指派亲信俞济时将抗日自卫团悉数接管，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暂九军和一个独立师，归由第三战区直接指挥，原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则被一纸撤销；再下一年的3月间，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数名要员“光临”大港头，他们同黄绍竑摊牌：“交出”铁工总厂，“收归中央办理”。至此，黄绍竑前一阵在浙江“放开手脚干一番”所取得的几项最重要的成果，已经荡然无存。 他深感不满而向蒋辞职，被蒋挽留。顾祝同向他说：“你忍耐一下把，你这么大一尊神，也要找个大一点的庙才摆的下啊。”他只好拖着，天天干些日常工作，写写回忆录打法日子。
三杰分合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造广西集团，但他个人的行动颇为奇特，对他自己手创的团体曾作过三次的分合。计自民国1922年五月，李宗仁邀其合作，他以志同道合，概然归入李部，这是第一次合。1924年夏，他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得“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和讨伐沈鸿英而占领梧州的密令，于是在梧树起新帜，与在郁的李宗仁分道扬镳，这是第一次分。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击陆云高，打通梧郁在大河方面的联系；1925年夏，讨贼军与定桂军再合作以击倒陆荣廷，占领南宁，黄推李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这是第二次合。1930年夏，广西响应北方的扩大会议以共同倒蒋，出师向武汉，到湘而败归，他自此厌恶内战，主张和平，年末即离广西而到南京，这是第二次分。1937年秋，抗日战争起，全国一致共赴国难，所有政敌都捐除成见共御外侮，这是第三次合。1949年夏，国共和谈破裂，李白坚持继续对共作战，他却主张和平而投共去了，这是第三次分。
从新桂系起家和统一广西这段历史来看，李、黄合作无疑是他们成功关键的关键。后黄绍竑自脱离玉林李宗仁出兵梧州之后，独树一帜，他们之间便已出现了裂痕。虽然后来他在梧州曾先后派白崇禧、吕竞存和伍廷飚等人去玉林解释沟通汇报情况、征求意见、请求帮助等等，以便取得李宗仁的谅解并保持一定合作关系。避免新桂系的分裂和内讧，保证了新桂系统一广西战争的胜利。但是，黄绍竑为了保证出兵梧州取得胜利，竟不惜背着自己的上司和恩人李宗仁，私自把李部的数营兵力勾走了，几乎搞垮了李宗仁在玉林的“家”，这分裂的种子也就埋下了。
左4黄绍竑，与外国到浙江考察商人
后来他们之间还是比较合作的，有事情是互柑商量的。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从来就是存在的。北伐时期黄绍竑留守广西，没有参加北戍，李宗仁对他留在广西很不放心，如果黄绍竑独霸了广西，那他不就无家可归了吗？因此，李宗仁出发北伐时就有意识地留下了黄旭初，黄旭初(师长)带领两个师留在广西，实际上是提防黄绍竑。黄绍竑也不笨，他看见李宗仁参加北伐了，如果北伐成功，那他就没有什么功劳，所以，他也挂了第七军党代表的名义，另外，他还派两个部下跟李宗仁出去，武廷飏、夏威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伍、夏跟随李宗仁去北伐，他不仅可以沾光，而且对李宗仁在外边的活动了解得一清二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但是他们还是要竭力维持桂系这个团体的内部“团结”的。主要也是反蒋的需要。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的大军不战瓦解，李宗仁、白崇禧被迫潜逃香港，后转至黄绍竑老家容县，召集新桂系唯一剩下的军队，黄绍竑的留守部队重要干部研究对策。他对这次失败很是痛心，认为是战略、政略失败的结果。
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解来南京，听候查办。广西部队缩编为一师一旅，剩余武器解缴中央。电报最后强调，黄绍竑将上述要务处理完毕后，改任两广编遣区副主任。他在蒋介石强大压力下，决心反抗，但他还幻想者两广团结，但输红了眼的白崇禧主张先发制人，出兵攻粤。他害怕内部分歧，就把部队交给白崇禧指挥，自己坐镇后方。
5月5日，桂系集团接受汪精卫的“护党救国”旗号，公开宣布讨蒋。 蒋介石抽调35个团的兵力，又与桂系内部反叛的俞作柏、李明瑞等相策应，兵分四路进攻桂林、梧州。很快，除了白崇禧在桂北一线挫败了蒋军，有所斩获外，广西南线已全部洞开。这一回，黄绍竑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了他的智囊作用。他不慌不忙地安排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他认为，白崇禧守住了桂北，对全局而言作用不大。现时情况是桂系的反叛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占据了广西，而俞、李之辈根本不具备经略一方的才干，将来时局一变，广西仍可重回三人手中。李、白听他这一分析，茅塞顿开。三人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观望形势。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黄绍竑当初所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很快就产生了矛盾。1929年10月，双方撕破脸皮，兵戎相见。俞作柏不是对手，很快去职下野，流落到了香港。而蒋介石任命的主持广西军政的吕焕炎、杨腾辉自忖驾驭不了广西政局，二人乐得做个转手人情，立即邀请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广西主持大局。11月李、黄、白重返广西，并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广西组成护党救国军，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黄绍竑在北流指挥的第4军、第15军与粤军决战中伤亡惨重，一些人埋怨他指挥失当，加之此时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受到沉重打击。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桂张联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对蒋军作战，他本来就不同意放弃广西，全军入中原，因此行动迟缓，由于黄部未按期占领衡阳，桂张联军被粤军截为两段，他又不主张攻衡阳，要退回广西，但在李、白的坚持下参加了衡阳围城战，结果大败，三个人互相埋怨，由于新桂系反蒋，屡战屡败，损失惨重。黄绍竑遂产生了与蒋介石罢战言和的念头。他说：“我们搞了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是争不过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去混，一定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对桂系间接有一些帮助。”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愿强人所难，遂同意他离开。临行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召集新桂系高级干部开了一次会议。白崇禧在发言中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巩固。”。
黄绍竑后来曾对他的这一重大转折追述道：“我这次之所以离开广西团体，并不是因为我与团体的中坚分子感情破裂或利害冲突而失意出走的。说实话我仍爱我共同奋斗过的团体，毫不存在想破坏或利用团体之心理，去南京主要是想调和广西团体与中央的冲突，是想实现我的和平主张。”李宗仁也曾说：“黄氏此去也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所以，1931年2月国民政府任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要他回桂收拾广西局面，他不接受，宁愿去香港闲居。就个人而言，黄绍竑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5年5月，蒋介石为离间新桂系，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调李宗仁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调白崇禧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坚决不就职，李、白也拒绝。黄绍竑力陈蒋，使蒋不得不放弃计划。之后蒋又准备以武力解决广西军，并要黄绍竑任讨伐军总司令，黄绍竑再陈不应内战的意见，蒋无奈只好再次接纳黄的意见息兵。
1947年底，黄绍竑得知明年被定为“行宪年”，他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子将不复存在，他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经考虑决定竞选立法委员。他正在选区容县专区做竞选旅行时，接到黄旭初打来电报，李宗仁要他以南京有要事相商。原来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要黄绍竑任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经与李宗仁一番分析，同意出任。黄绍竑充分运用他的关系网和谋略为李宗仁竞选拉得大量选票。蒋介石一心想要孙科当副总统，排挤李宗仁等5个参选者。新桂系几个头目毫不相让，誓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大有当选之势。蒋介石见势不妙，决定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人。
三巨头
李宗仁和黄绍竑等获悉消息后十分愤怒，想反对由党中央提名但又提不出理由来，他们连中央常委都不是，无法在中央常委会上反对。经一番斟酌后决定以先发制人来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黄绍竑通知中央组织部：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由党中央提名，则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参加竞选(广西和安徽是新桂系控制的地盘)。蒋介石得知后，怕广西、安徽代表真的不参选而使选举告吹，只好放弃由中央提名的意图。选举副总统时，6位参选人以李宗仁得票最多，但李也未达当选的票数，经三次投票也如此：李宗仁第一，孙科第二，最后以这两人决选。此时蒋介石出面为孙科拉选票，黄绍竑则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由于，黄绍竑接到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的传单，料定是蒋方为使李宗仁落选而制造的，为扭转对李宗仁的不利影响，便出一计：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使选举无法再进行，然后再寻对策。次日，李宗仁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孙科、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介石不得已，召见白崇禧说他并无袒护任何一方，谣言是反动分子所为，要白崇禧劝李宗仁参选。大会被迫延期4天决选，新桂系赢得4天时间，黄绍竑借此风波在他三任省主席的浙江拉得该省三分之二的选票，再加上在其他省拉得的一部分，为李宗仁当选争取到关键的票数，使李宗仁多出孙科143票当选副总统。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害怕这三个桂系巨头在中央合伙整他。要黄绍竑出任安徽省主席，叫李品仙回广西，黄旭初到中央来，他坚决不干，认为桂系只有两个省，安徽和广西，李品仙在安徽搞的很糟，叫他回广西是祸害家乡，而让他到安徽去是明显让他上战场，抓他的辫子。他坚决不干。
1948年6月，蒋介石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拒不前往就任。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劝，白都不理。最后蒋介石找上了白崇禧的桂系老朋友黄绍竑，要他去“劝劝健生”。黄绍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白崇禧，白仍说“若是那个人派你来的，没什么好谈的”。黄答：“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不是为了他。”二人一见面，黄绍竑就指着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还不是老蒋的笼中之’鸟？这次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有机会还怕不能和德邻造成一个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让白崇禧去武汉掌握军队，一有机会，便支持李宗仁“副总统”取代蒋介石。听了黄绍竑的一番话，白崇禧茅塞顿开，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到武汉上任去了。 最终在徐蚌会战的关键时间，蒋介石急调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的军队援救杜聿明集团，白崇禧让黄维兵团东下救援，蒋介石再调其他部队，白崇禧要么不给运输工具，不让上船，要么干脆对蒋的命令置之不理。蒋徒唤奈何，对白崇禧毫无办法。 最终导致蒋的嫡系主力被歼灭，白崇禧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李宗仁代总统后，黄绍竑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会谈和平事宜，但当时手握兵权的白崇禧坚决主战，甚至主张不得已时穿草鞋上山打游击。他气的大骂，“当初德公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同意我和**合作的打算，我才出来。现在你这样搞是出尔反尔。你现在有资格讲打吗？正规战已经打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蒋介石就因为屡战屡败，不得已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要打，只有老蒋有资格，你可以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打，我们以主和起家，政治上只有讲和才有出路，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
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3月底，国共两党决定派代表和谈。黄绍竑为国民党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和谈方案形成后，黄绍竑被推举为代表带条款回南京请示。黄绍竑把《国内和平协定》带回南京面见李宗仁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把话讲死了：不管南京当局在这个协定上签不签字、**都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说罢，白崇禧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李宗仁一声不响地只顾大口大口地抽烟。会议不欢而散。白崇禧走后，黄绍竑向李宗仁问道：德公，你觉得这个协定如何？李宗仁长吁一声，说：我们是斗败的凤凰，还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底消灭我们，得势不让人哪！李宗仁从茶几上捡起《国内和平协定》，一边翻着，一边继续说：这个协定够苛刻的，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虽然现在失败了，但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南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
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痛苦的样子，涌出一股哀情，但还是说道：毛泽东已说过，和平协定签订后，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德公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没等黄绍竑说完，不屑一听地摆着手，打断了黄绍竑的话，说道：季宽兄，你太幼稚了，连这个党都不让存在，给你个副主席会怎么样？连党都没有了，我这个副主席能起什么作用。再说，在这个时候，我岂能图一人之安逸而一签了之！我这个代总统，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
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带40万兵等等，但白崇禧以傅作义在北平的20万大军被彻底改编为证据，说共产党不可信，绝不是合作，是要我们投降，他要汉贼不两立。4月17日、18日，桂系的头头频频聚会，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黄绍竑和白崇禧两人唱主角，一个人劝和，一个人主张打，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用了拳头。李宗仁、白崇禧最终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一心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导致和谈破裂。
黄绍竑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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